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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蘇東坡傳》對王安石的偏見

時間:2019-06-11 來源:文學自由談 作者:陳歆耕 本文字數:6445字

  一

  近期因涉獵一些史料, 忽生重讀林語堂《蘇東坡傳》的想法。這一讀, 居然讀出不少“刺”。有“刺”在喉, 索性一吐了之。

  上世紀八十年代, 在四川大學中文系讀書時, 老師講中國通史, 贊譽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政治改革家”。由是便對王安石激發出濃厚的好奇心, 很想以他為中心人物, 寫一部歷史小說。

  課余搜羅王安石的史料, 最主要的是讀了北大宋史專家鄧廣銘先生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以及涉及宋代生活習俗的書籍, 摘錄了數百張卡片。由于多種因素, 小說未寫, 但對王安石變法有了初步的了解。

  再后來讀到了林語堂版《蘇東坡傳》。該著簡體字版在中國大陸剛面世時, 是一部風靡一時的暢銷書。書中有大量文字涉及王安石變法及王安石的人格形象, 基本皆為負面評述, 指責變法存在的問題, 暴露王安石人格中堪稱極其“丑陋”的一面, 使王安石的形象在愚夫心中產生了嚴重扭曲, 起碼我不再認為王安石是一位多么偉大的變革家和治世能臣, 寫小說的激情也蕩然寂滅。

  林語堂的《蘇東坡傳》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 歷來也被文學界推崇為人物傳記寫作的典范性作品, 激情澎湃, 文字優雅, 對傳主的刻畫精致入微, 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林語堂是何等人物?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 雖無法與魯迅等量齊觀, 但也是排在前十位的大師級文學家。他學貫中西, 面對東方說西方, 面對西方說東方, 尤為世人所稱道。但這次重讀他的《蘇東坡傳》, 卻屢屢如梁啟超讀《宋史》般“未嘗不廢書而慟也”。該著最大的問題, 在誤征某些不實史料, 在蘇東坡與王安石之間褒貶失當。東坡是天才級的大文豪, 這固然是文學史家之共識, 但不等于東坡先生是一塊無瑕之白璧, 更不是一尊神。完全不必要為了把東坡描述成“完人”, 不惜過度貶抑另一位在某些方面可能比東坡更偉大的歷史先賢。

  二

  詳論王安石變法成敗得失非本文主旨, 且已有大量著作和學術文章做過研究分析。先來看看林版《蘇東坡傳》在貶抑王安石時的幾處“硬傷”。

林語堂《蘇東坡傳》對王安石的偏見

  林語堂先生為了證明王安石變法存在的問題, 列出“變法派” (當權派) 與“反對派”兩大陣容的名單 (“變法派”12人, “反對派”26人) , 以此說明, 擁護、推行變法者除王安石和支持變法的神宗皇帝外, 皆是一批“野心大, 精力足, 陰險而詭詐的小人”;而“反對派”陣容中, 則有司馬光、歐陽修、蘇東坡、范仲淹等一批巨公重臣、君子、偉人。 (林語堂《蘇東坡傳》第94-95頁, 湖南出版社, 2013年10月版) 且不論以擁護和反對人數的多寡來說明變法的合理或謬誤是否允當 (名單只是列出朝廷官員, 并無更有說服力的民意數據或社會調查作支撐) , 也不論簡單地將“變法派”官員一概斥為“小人”, 將“反對派”皆視作“君子”, 以此來論證王安石的孤立無援, 是否具有說服力, 僅就“反對派”陣營中的偉人、重臣、文學家范仲淹來看, 林語堂先生顯然犯了一個常識性的錯誤。

  愚夫查閱多種范仲淹的傳記, 確知范仲淹的生卒年月皆為宋太宗端拱二年 (989) 至皇佑四年 (1052) , 享年64歲。而王安石正式推行變法在熙寧二年 (1068) , 此時范仲淹辭世已經16年。即使往前推, 39歲的王安石上呈的那道闡述變革圖強理念的萬言書《上仁宗皇帝書》時 (1059年) , 范仲淹也已辭世7年。 (劉成國《王安石年譜》長編之二第472頁, 中華書局, 2018年1月版) 無論如何推算, 范仲淹早已是作古之人, 怎么可能從墓地里復活, 成為熙寧變法的“反對派”?愚夫懷疑這是否簡體字版翻譯出版有誤, 便又找來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的繁體版對照, 發現范仲淹的大名也赫然列在“反對派”陣營。 (林語堂《蘇東坡傳》第107頁, 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 2009年2月版)

  愚夫百思不得其解: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林語堂先生, 怎會犯如此低級的常識性錯誤?難道是在英譯漢的過程中, 翻譯者犯下的技術性差錯?那么, 兩家出版社那么多編審人員怎么會沒有看出來?

  另外, 從政治理念上考量, 范仲淹是慶歷新政的領軍人物。盡管慶歷新政如同中醫的那根針, 尚未扎入穴位就夭折了, 但他針對宋王朝各種弊政提出的變革舉措, 為后來王安石的熙寧變法精神所一脈相承;或者換一種表述, 也可以說王安石變法是慶歷新政的延續和深化。就算范仲淹能活到王安石變法時, 他也不可能成為變法的“反對派”吧?

  此其一。

  三

  林語堂在《蘇東坡傳》中評價王安石是個“怪人”:“徒有基督救世之心, 而無圓通機智處人治世之術。”然后筆鋒一轉, 批評王安石是一個“不實際的理想主義者”:“倘若我們說理想主義者指的是不注意自己飲食和儀表的人, 王安石正好就是這等人。”愚夫感到奇怪的是, 林語堂是用什么樣的邏輯, 將理想主義與不注意飲食和儀表勾連起來的?林語堂繼續描述:“王安石的衣裳骯臟, 須發紛亂, 儀表邋遢, 他是以此等惡習為眾所周知的。蘇洵在《辨奸論》那篇文章里刻畫王安石說‘衣臣虜之衣, 食犬彘之食’。又說他‘囚首喪面而談詩書’。” (林語堂《蘇東坡傳》第72頁, 湖南出版社, 2013年10月版) 且不論林語堂通過不講衛生等生活瑣事, 來丑化王安石形象, 進而否定他的變法理念, 是否具備基本的內在邏輯, 愚夫想進而指出的是, 林語堂先生多處引用蘇洵文章《辨奸論》, 來丑詆王安石的人格形象, 是《蘇東坡傳》的又一“硬傷”。

  現留存于世的蘇洵文章《辨奸論》, 文中雖未指名道姓罵王安石, 但其中文字, 讀過之人皆認為影射的是王安石, 文中還說:“今有人, 口誦孔老之書, 身履夷齊之行, 收招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 相與造作語言, 私立名字, 以為顏淵、孟軻復出, 而陰賊險狠, 與人異趣。”“凡事不近人情者, 鮮不為大奸慝……”蘇洵為蘇軾、蘇轍之父, 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此文將王安石的名字與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同列, 用語刻毒, 流傳甚廣, 影響甚巨。從文章本身看, 并無堅實的事實依據作支撐, 僅從衣冠不整之類生活細節上升到“大奸慝”“陰賊險狠”的人格高度來攻訐, 并不令人信服。但因相傳為蘇洵文章, 幾乎成為千古名篇。這一盆污水潑了近千年。在今人收集的蘇洵文集中, 仍能讀到此文。 (《蘇洵集》第129頁,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0年5月版)

  對蘇洵文章的真偽問題, 清代學者李紱、蔡上翔就已提出強有力的質疑, 主要論點為:《辨奸論》始見于南宋紹興初年守舊派活躍人物邵雍之子邵伯溫所撰《聞見錄》, 書中詆毀王安石文字甚多, 顯然是借蘇洵之名夾帶“私貨”。馬端臨《文獻通考》載蘇洵《嘉佑集》為十五卷, 明嘉靖張鏜刻本亦為十五卷, 其中并無《辨奸論》。而《辨奸論》實見于《老蘇文集》二十卷, 應為后人補入。歐陽修為蘇洵寫的墓志、曾鞏寫的哀辭, 以及二人全集中, 均未議及《辨奸論》。最重要的是該文所詆毀王安石的罵語, 與實際情形不符:歐陽修于宋仁宗嘉佑元年 (1056) 薦王安石于朝, 王安石也同時得到曾鞏、文彥博等眾多老臣激賞, 所謂“囚首喪面”狀讓人莫名其妙。王安石自慶歷二年 (1042) 中進士, 至嘉佑年間結交皆賢士, 何來文中所謂“好名之士, 不得志之人”?蘇洵卒于英宗治平三年 (1066) , 而王安石推行新法于熙寧二年 (1070) , 其時蘇洵已離世四年。生前他只在餐桌上見過王安石一面, 連語言交流都沒有, 憑什么就作出如此多的惡毒攻訐?從文本分析, 該文“支離不成文理”“亂雜無章”, 根本不似出自大文豪蘇洵之手。 ([清]蔡上翔《王荊公年譜》第151頁—153頁,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年8月版。參見王昊《近五十年來〈辨奸論〉真偽問題述評》, 《社會科學戰線》2002年1期第261頁)

  梁啟超在《王安石傳》中, 則用犀利言辭批評邵氏《聞見錄》:“邵氏之流, 以誣荊公 (王安石) 并誣陷明允 (蘇洵) , 其鬼蜮之丑態, 吾實無以測之, 獨恨后之編史者, 悉奉此等讕言以為實錄, 而沈沈冤獄, 遂千古而莫伸也, 吾亦安能已于言哉?” (梁啟超《王安石傳》第93頁, 商務印書館, 2018年1月版) 盡管史學界圍繞蘇洵《辨奸論》的真偽問題, 爭論了數十年, 南北兩位重量級的學者鄧廣銘與章培恒為此打過筆仗, 但有一點顯而易見:甭管《辨奸論》是邵氏偽作, 還是邵氏收錄他人偽作, 甚或確證為蘇洵之作, 文章本身都是脫離基本歷史事實, 不足采信的。愚夫在考研爭議各方觀點時發現, 有些學人在所謂“版本學”中考證來考證去, 在“草蛇灰線”中索引來索引去, 卻偏偏在“常識”中迷失。蘇洵不是神仙, 不可能在熙寧變法四年前就預測變法存在“問題”;即使他再多活四年以上, 這樣一位大文豪如此喪失理智地辱罵王安石為“大奸慝”“陰賊險狠”, 也是不可想象的。

  但林語堂先生卻不厭其煩地對《辨奸論》加以征引, 用以詆毀王安石的人格形象, 實在是有失一位大師級作家和學者的水準。好端端的一部《蘇東坡傳》, 因摻入了大量類似《宋史》《邵氏聞見錄》這類穢史史料, 散發出一股令人不適的氣味。每讀至此, 愚夫總忍不住又一次“廢書而慟也”。

  

  王安石在神宗皇帝支持下推行變法, 激起的滔天巨浪可謂前朝未有。變法與反變法之爭議, 雙方都表現出真理在握、氣勢如虹的狀態, 都高舉憂國憂民的旗號。對爭論的詳情, 有多種論著可以閱覽, 不必在此贅言。

  在《蘇東坡傳》中, 林語堂顯然站在“反對派”一邊, 對新法加以冷嘲熱諷。尤為林語堂所不能容忍的, 是“變法派”對御史臺諫官的貶黜 (林語堂謂之“清除異己”) :先后被外放、降職的官員達到十四人, 有的是意見不被采納主動請辭;其中, “十一名是御史臺的人”。

  司馬光是“反對派”的旗幟性人物, 蘇東坡是司馬光的同道, 是反變法最為激進的人物之一。他的《上神宗皇帝萬言書》, 最為林語堂所贊賞, 評之曰:“其個人氣質與風格, 其機智學問與大無畏的精神, 都顯而易見。憤怒的爭論與冷靜清晰的推理, 交互出現。有時悲傷譏刺, 苛酷批評, 坦白直率, 逾乎尋常;有時論辯是非, 引證經史, 以暢其義。為文工巧而真誠, 言出足以動人, 深情隱憂, 因事而現。”東坡文章豪情萬丈, 瑰麗飛揚, 那是沒說的;但蘇東坡與司馬光反變法的核心理念顯然是錯的, 其源頭來自《論語》中的“君子喻于義, 小人喻于利”。正如司馬光在《與王介甫書》中所說:“使彼誠君子, 則不能言利;誠彼小人耶, 則困民財是盡”, “蓋善惡者, 君子、小人之分, 其實義、利而已”。對于司馬光的指責, 王安石四兩撥千斤, 輕輕就將其擋回去了:“為天下理財, 不為征利。”“反變法派”完全混淆了君子之“利”與小人之“利”的區別。無論國家還是個人, 都離不開“利”, 否則, 國家如何富國強兵, 百姓如何豐衣足食?關鍵在如何對待“利”。“小人”為一己私利不擇手段, 而君子愛財, 取之有道——特別是為解決宋王朝冗兵、冗官、財竭的困境而為“天下理財”。這正體現了范仲淹、王安石憂患天下的中國傳統士大夫的最高人格境界。

  其實, 史家簡單地將東坡歸之于“反變法派”, 并不盡之合理。東坡先生一生都是一個獨立不羈、敢于直言、滿肚子“不合時宜”的人。在熙寧變法時, 他反對變法, 放言無忌;在司馬光上臺盡廢新法的元佑更化時期, 他照樣反對司馬光不顧實際意氣用事。對司馬光盡廢免役法, 他譏刺說:“相公此論, 故為鱉廝踢 (鱉相互踢) 。”司馬光不解何意:“鱉安能廝踢?”東坡說:“是之謂鱉廝踢。”司馬光明白是諷謔自己, 阻止東坡再議。東坡曰:“豈今日作相, 不許軾盡言耶?”司馬光不悅, 仍堅持徹底廢除免役法。東坡回到學士院, 連罵司馬光:“司馬牛、司馬牛。” (江永紅《司馬光傳》第381頁, 作家出版社, 2015年8月版)

  蘇東坡的偉大, 不僅在于其獨立敢言的人格魅力, 才華橫溢的詩文成就, 還在于他始終有著一種反思和自省的精神。林語堂先生大概還忽略了蘇東坡在熙寧變法之后, 對推行新法的態度變化。他在給同樣曾反對新法的友人滕達道的一封信中說:“某欲面見一言者, 蓋為吾儕新法之初, 輒守偏見, 至有異同之論, 雖此心耿耿, 歸于憂國, 而所言差謬, 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 眾化大成, 回視向之所執, 益覺疏矣。” (《蘇軾文集》卷51《與滕達道書》, 中華書局, 1990年點校本) 對“新法之初, 輒守偏見”“所言差謬, 少有中理者”, 已有自省。林語堂先生試圖將東坡描畫成所言皆真理的“完人”, 恐怕反倒是拉低了東坡的人格境界吧?

  蘇東坡與王安石同為中國士人中罕有的君子、圣人, 雖曾因政見不同而有過沖突, 但相互包容, 成為歷史佳話。宋神宗元豐二年 (1079) , 蘇東坡因寫譏切時弊的詩文, 遭人構陷, 被逮捕入獄, 處于隨時可能被送上斷頭臺的危險境地, 史稱“烏臺詩案”。有不少官員上疏營救。已退隱金陵的老宰相王安石發話:“安有圣世而殺才士乎?”王安石雖已退隱, 但在神宗心中仍有極大分量。此案“以公 (王安石) 一言而決”, 東坡免予一死, 被貶為黃州團練副史。 (見《詩讞》, 轉引自曾棗莊《論烏臺詩案》)

  元豐七年 (1084) , 王安石退居金陵, 時年64歲, 老病纏身。東坡“自黃 (州) 往北”, 特地拜訪王安石, “日與公游, 盡論古昔文字”。王安石嘆息謂人曰:“不知更幾百年, 方有如此人物。”兩位偉人名賢, “相逢勝地, 歌詠篇章, 文采風流, 照耀千古, 則江山亦為之壯色”。蘇東坡甚至欲在金陵買田造屋, 與王安石為鄰, “老于鐘山之下”。 (劉成國《王安石年譜長編》之六, 第2149—2153頁, 中華書局, 2018年1月版) 對這兩位名震朝野的巨公名賢的相逢, 正史野史均有大量記載, 既顯示出他們超越庸常之輩的才情, 也向世人呈現出博大的胸襟。

  林語堂先生何以為了凸現蘇東坡的“完美”, 總要時時扭曲王安石的人格形象, 把二人描述成耿耿于往事恩怨的“敵人”?在征引史料時, 林語堂先生對真偽不加甄別, 凡詆毀王安石的記載, 不惜筆墨采錄并加以發揮, 使得這部傳記在史實與史識方面, 皆充滿謬誤與偏見。也可見, 林語堂先生的人格思想境界, 與他筆下的傳主相比, 不知要相差多少個量級!

  

  林版《蘇東坡傳》對“變法派” (包含支持變法的神宗皇帝) 排斥、貶逐持異議的御史臺諫官和重臣, 是持批判態度的。初讀此傳, 愚夫也十分認同。但在旁涉其他相關史料和學人的研究著作——如羅家祥《朋黨之爭與北宋政治》 (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2年1月版) 、虞云國《宋代臺諫制度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8月版) 等后, 覺得林語堂的觀點仍有失偏頗。

  林語堂先生認為, 宋代御史臺的監督作用, “與現代的新聞輿論大致相似”。其實問題并不如此簡單。御史臺本質上仍是皇權、人治的工具。對御史臺官員的任用, 對其諫議是采納還是拒絕, 全在皇上的耳朵是張開的還是閉著的, 全在皇上喜歡誰或厭煩誰, 對皇權并不起任何制衡作用。皇上要用誰, 即使你彈劾該人的奏章擊中要害, 也可以充耳不聞;皇上不想用誰, 即使你的彈劾奏章“風聞言事”、無中生有, 也照樣借“刀”將某官員搞掉。宋王朝皇帝蓄意采用“異論相攪”的策略, 使政見相左乃至懷有敵意的大臣共處一朝, 相互牽制, 以此消除重臣權力對專制君主集權的潛在威脅。 (羅家祥《朋黨之爭與宋代政治》第7頁, 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2年1月版) 而宋代御史臺官員的病態人格, 也使御史臺成為政治體制中的一個“怪胎”:官員“必以詆訐而去以為賢, 習以成風”, 為達此目的, 常常用語刻毒而無事生非, 甚或編造謊言進行人身攻擊, 將對方置于死地。歐陽修、王安石、蘇東坡都曾受到過類似的攻訐。宋神宗、王安石主政時, 因為每有新政出臺即朝議洶洶, 但又不見有人提出消除弊政的具體措施, 只得調整、貶逐御史臺官員, 使得新政得以貫徹, 在當時情勢下并無不妥。

  對御史臺官員的更換、調整、貶黜, 成為北宋朋黨之爭的一個普遍手段, 既非從王安石任相開始, 也未因王安石的離去而終止。在司馬光任相盡廢新法、實行“元佑更化”時, 同樣也是任用一批擁護廢除新法的官員, 使得“更化”暢通無阻。

  在梁啟超眼中, 王安石的道德文章、執政能力都是超凡的:“其德量汪然若千頃之陂, 其氣節岳然如萬仞之壁, 其學術集九流之粹, 其文章起八代之衰, 其所設施之事功, 適應于時代之要求而救其弊。”“若乃于三代之下求完人, 惟公庶足以當之矣。” (梁啟超《王安石傳》第5頁, 商務印書館, 2018年1月版) 王安石是不是梁啟超所說的那樣的“完人”, 且容再議。但梁啟超著《王安石傳》, 并未如林語堂那樣, 用同為偉人的蘇東坡來做“墊腳石”, 無疑要比林版《蘇東坡傳》高明多了。

  王安石辭世后, 蘇東坡在為皇上起草的《贈王安石太傅敕》中, 高度贊揚王安石:“朕式觀古初, 灼見天命。將有非常之大事, 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 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 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 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 足以風動四方。用能于期歲之間, 靡然變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 少學孔孟, 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 斷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陳跡, 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為, 冠群賢而首用……” (《蘇東坡文集》第2217頁,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9年12月版) 林語堂先生不會認為, 東坡筆下皆違心之語吧?

  “在朝不蓄勢, 在野不蓄財”, 這是流行于民間的對王安石的贊譽, 可謂點睛之語, 精彩至極。

  林版《蘇東坡傳》可以不看了。期待新的史學、文學大家, 重寫一部高品質的蘇東坡傳。

    陳歆耕.林語堂《蘇東坡傳》的偏見與硬傷[J].文學自由談,2019(03):4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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