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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山西商民在蒙古地區的貿易活動探析

時間:2019-05-09 來源:陰山學刊 作者:王澤民 本文字數:21465字

  摘    要: 清政府非常重視山西商人在塞外蒙古地區從事商業貿易活動, 為了對其進行有效管理, 專門頒布了路引票照等制度。山西商人十分注重商品豐富的文化內涵, 他們將商品的實用價值和文化價值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使其發揮的積極作用是其他商人無法取代的。清代山西商人無論以何種形式出現的商品, 都會在塞外蒙古地區文化生活方面產生重大影響, 對人們的理念和情感產生重要的作用。無論是自然產品, 還是人工產品, 不僅僅豐富和改善了塞外蒙古族群眾的物質生活, 更重要的是向蒙古族群眾傳遞著中原農耕文明的文化信息, 推動塞外蒙古地區社會文化的發展和繁榮。

  關鍵詞: 清代; 晉幫; 塞外蒙古地區; 貿易; 文化交流;

  Abstract: Qing government attached very great importance to Shanxi merchants' trading activities in Mongolian region beyond the Great Wall. In order to manage them effectively, the government enacted road cited ticket and other system specifically. Shanxi businessmen combined the practical value and cultural value of the goods closely together to make it playing positive roles which can not be replaced by other merchants. The products from Shanxi businessmen in Qing Dynasty in whatever form, ha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ultural lives in the Mongolian areas beyond the Great Wall, and had important impacts on people's views and emotion. The products, natural or artificial, enriched and improved the material life of the Mongolian people beyond the Great Wall, and more importantly transferred the cultural information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farming civilization, promoted social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the Mongolian areas beyond the Great Wall.

  Keyword: Qing Dynasty; Shanxi businessman; Mongolia area beyond the Great Wall; trade; cultural exchange;

  關于清代山西商民在塞外蒙古地區從事貿易活動, 既有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其中, 20世紀80年代, 盧明輝主編的《清代北部邊疆民族經濟發展史》中, 有部分內容論述了山西商民在蒙古高原上的貿易活動, 促進了塞外邊疆地區商業城鎮和集市貿易的發展。不久, 盧明輝、劉衍坤在《旅蒙商》一書中, 對清代山西商民在塞外蒙古地區的貿易活動進行了專門性的研究。陳東升的《清代旅蒙商初探》, 錢占元的《旅蒙商的興衰》, 邢野、王新民主編的《旅蒙商通覽》及顧育豹的《走西口的旅蒙晉商》, 從不同程度探析了山西商民的興起、發展和衰落過程。劉建生、劉鵬生等著的《晉商研究》, 張正明、孫麗萍、白雷主編的《中國晉商研究》, 劉建生的《晉商信用制度及其變遷研究》引入歷史制度分析方法, 綜合運用相關經濟學原理和方法, 建立了一個適宜于晉商信用制度研究的新的分析框架和理論模式, 對晉商的信用制度安排及其長期變遷過程中的相關問題進行了實證分析與綜合研究。作者對晉商經營管理、興衰探索、山西票號性質及作用的最新研究成果, 從不同側面探討了晉商在近500年歷史畫卷中的運行軌跡。高春平的《誠信晉商與信用山西》1, 張君浩的《旅蒙商行“大盛魁”的經營管理特色》, 范維令、劉曉東的《近代畜牧業產業化經營的典范——元盛德》, 系統地論述和總結了晉商的經營理念、經營方法、經營制度、興衰探索、山西票號性質及晉商生活、晉商歷史地位等, 對于發揚我國優秀傳統文化有一定的現實借鑒意義。李學誠的《旅蒙商與內蒙古西部地區經濟文化變遷》、王秀艷的《旅蒙商與呼倫貝爾地區少數民族經濟文化的變遷》、鮑海燕的《旅蒙商對呼和浩特的影響》, 研究了晉商在塞外蒙古地區建立的商號對內蒙古部分商業城鎮的影響。

清代山西商民在蒙古地區的貿易活動探析

  筆者曾在《殺虎口與茶馬古道:中國茶葉貿易與山西商人》一文中介紹清代以來殺虎口稅關與漢族商民茶葉貿易相關問題, 后在《明清邊關貿易的民族學審視——以殺虎口為例》中, 以殺虎口為中心, 探討過明清邊關貿易活動相關問題, 論及殺虎口與北方民族關系、民族文化與民族經濟之間的聯系。2017年8月, 本人在中國蒙古史學術研討會上做了題為《清代以來殺虎口與歸綏相關問題探究》的演講, 曾提道:清代以來, 伴隨殺虎口與歸綏地區行政建制的逐步完善, 交通體系、經濟貿易體系、社會文化體系形成了特殊的系統, 出現了以北方草原文化為基礎并融入內地農耕文化而形成的一種多元并存的格局, 具有豐富的包容性和鮮明的民族個性, 它是歷經北方各民族的傳承積蓄和不斷創造而形成的特色鮮明的地域性文化。在前人搜集的資料以及諸多研究的基礎上, 本文除利用內蒙古土左旗檔案館所藏《歸化城副都統衙門檔案》及蒙古國國家檔案局所藏有關清代旅蒙商檔案, 繼續探討清代山西商民在塞外蒙古地區貿易活動外, 對以往較少被關注的商業貿易中的文化交流, 尤其是商品文化內涵加以考察, 希望能對清代山西商民塞外蒙古地區貿易中的文化交流研究增添另一面向。

  一

  清代前期, 塞外蒙古地區政治還不是很穩定, 這里的民族結構非常復雜, 生產方式也多樣化, 文化與風俗習慣差異比較大, 故而清政府在這里實行軍政合一管理體制。在軍事上, 除了八旗駐防官兵以外, 還有綠營兵。

  諭兵部:大同右衛駐剳大兵, 有事則大同總兵官偕行, 其鎮標及殺虎口協鎮步兵, 俱當充為騎兵, 爾部其議之。尋議:大同鎮標步兵一千四百四十四名, 殺虎口協鎮步兵八百名, 俱請改為騎兵。需馬二千二百四十四匹, 應動支本省朋扣銀兩, 令本鎮買給。從之。……壬午。兵部提建威將軍希福, 請將大同綠旗兵三千, 令總兵官率之與臣等同行。又鑲藍蒙古旗分察哈爾兵近殺虎口居住, 其八旗察哈爾俱接壤而居, 丁壯整齊, 秋高馬肥。請將伊等前鋒護軍、驍騎酌量派發, 附各旗, 遣至臣等軍前。[1]

  大學士等議覆, 綏遠城將軍補熙奏稱:綏遠城駐防之家, 選列等復仇兵丁生齒漸多, 糧餉不敷養贍, 日久生計愈艱, 宜及時酌辦等語。查此項兵丁原系八旗家奴, 恩賞給伊主身價贖出, 作為另戶, 移駐綏遠城。現在內有領催、前鋒、馬甲、匠役等共二千四百名, 年來戶口日繁, 其十歲以上漸次成丁者, 已有六千四百余名口, 自應早籌生計。從前, 乾隆六年該將軍條奏:殺虎口內外一帶地方添設靖遠營一案。兵部議準由大同鎮、殺虎協二處所轄, 抽出馬步兵共五百名撥往, 并設都司、千總各一員, 把總四員, 于乾隆十年移駐。伏念綏遠城與靖遠營甚近, 此五百名兵缺, 即于綏遠城駐防派往馬兵一百七十名, 以領催前鋒頂補。步兵三百三十名以兵丁頂補。千總于驍騎校內, 把總于領催前鋒內揀補。其現在靖遠營兵丁, 抽撥未久令回原處。此外尚余兵一千九百名。查直隸、山西二省現在兵額甚多, 應即分派該二省頂補綠旗兵缺。[2]

  為了便于蒙漢人民和諧共處, 更好地保證民族經濟良好發展, 清政府在塞外蒙古地區完善了地方行政管理體制, 實行了多元管理體制, 推行了盟旗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 這種因地制宜的民族管理政策對保證塞外蒙古地區的穩固與安全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隨著清政府開發力度的加強, 塞外蒙古地區與內地中原的經濟往來更加頻繁, 與周邊少數民族之間的經濟貿易也更加多樣化。清前期漠南的張家口、殺虎口、歸化城、多倫諾爾等地, 漠北的庫倫、恰克圖、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唐努烏梁海等地, 民族貿易十分興盛, 經商者主要來自北京、山西兩地, 也稱京晉兩幫。“兩幫比較, 晉幫占十分之七, 京幫占十分之三。康熙年間庫倫有山西商人來此經商, 共有十二家。當時商會之組織, 即為十二家各舉一商董, 稱為十二甲首, 在東營子造屋辦公”[3]1。及至清末民初, 庫倫地區的經商者已經上萬人了, 庫倫已經變成整個漠北蒙古的商業批發和零售中心。從內地運過來的貨物有磚茶、生煙、粗洋布、褡褳布、愛國布、綢緞等, 從這里運出去的貨物有老羊皮、羊毛、羔皮、馬皮、狼皮、狐皮、蘑菇、鹿茸、羚羊角等。

  山西商民在這里從事商貿活動種類很多, 大致有四種類型:通事業、居間業、雜貨業和谷蔬業。其中通事業指專門為各旗王公、扎薩克采辦物品的商號, 那些王公貴族日常生活所需, 全部依賴于此行業商民。有時候王公急需用錢款, 也可先由從事通事業的商民借貸, 月息按三分算, 如一年之內還清本錢, 利息可免;如果超過一年, 不足三年, 則要求連本帶利都還清;如果是三年以上, 那么除了還清本錢, 還要利息加利息。然而那些蒙古王爺們好像對那點利息并不在意, 因為他們有成千上萬的牛羊馬匹, 以及成群結隊的駱駝, 到時候可以用它們作價充抵。其實這正好符合通事業者經商心理, 他們正好將這些牲畜販回歸綏, 以此獲得高額利潤。經營此項業務的主要是大盛魁和天義德兩家, 而掌管這兩家商號的都是山西人。居間業則是專指那些商販的屯轉處, 所有行糧賈客, 都會依賴這個居間業給予介紹, 然后再按照買賣物價, 酌情抽取傭金, 這與內地的行棧性質相同。雜貨業是專指從事販運各種雜貨的行業, 諸如將內地的米、面、茶、煙、布匹、瓷器等日常生活用品及鐵制農具之類的生產用具源源不斷地運過來, 再將所獲豐富的農畜產品、藥材等也不斷地輸入內地。谷蔬業是指那些專門在蒙古地區租種地畝的行業, 他們把收獲的谷物、菜蔬銷售于蒙古族群眾, 他們是農商兼顧。

  商民們在塞外蒙古地區從事商貿活動期間, 由于塞外交通不便, 信息閉塞, 有時候難免會出現不等價交換的現象, 對蒙古族群眾進行高利盤剝, 向蒙古族群眾高價賒銷一些生活必需品, 再以低價預購牛羊馬駝以及其他畜產品, 甚至通過購小還大, 購大帶小以及放賬計息手段, 牟取高額利潤, 雖然會產生這樣的現象,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 漢族商民在塞外蒙古地區從事的商貿活動,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 能夠為蒙古族群眾提供生活用品、手工業產品及生產用具等, 經過商貿中的互通有無, 互相傳播, 取長補短, 促進了內外蒙古地區畜牧業自然經濟的擴大再生產, 溝通了蒙古地區與內地的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 帶動了手工業、交通運輸業和飲食服務業的發展, 而且對于密切漢族與蒙古族群眾的關系、縮小與內地的差距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應該說, 山西商人在內外蒙古經濟文化發展史上, 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占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二

  清政府對于這種民族經濟貿易十分重視, 為了保證這種經濟貿易市場格局正常運行, 清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對貨源供應、商品運輸、經營管理等環節都采取了相關措施。清政府對于內地漢族商人, 特別是山西商民在塞外蒙古地區的貿易活動, 首先通過頒布路引票照制度進行有效管理, 路引票照也是山西商人在塞外蒙古地區活動中必不可少的憑據。諸如乾隆二十九年 (1764年) 十一月十五日, “十甲鋪首楊大有役內鋪戶趙利為貿易事請領路引報單”;嘉慶三年 (1798年) 十一月, “張家口領部票商民未到庫倫花名冊”;道光八年 (1828年) 十二月二十日, “眾商民請領限票前赴各旗貿易討賬冊”;光緒十年 (1884年) 正月二十一日, “各商鋪呈驗青茶部票清冊等”。[3]30-38有關申請照票之事的還有乾隆四十二年 (1777年) 九月初二日, 蒙古民事同知和三級常明, 申請給發照票事:

  歸化城蒙古民事同知為申請給發照票事案, 據玉成永徐位等呈報, 前往喀爾喀地方貿易, 懇祈查驗。轉請給照緣由到廳據此查現, 奉部議令, 卑職驗明貨物, 申請大人核給照票前往該處貿易。今查驗得徐位等均系實在商賈, 并非假充, 亦無夾帶禁物, 擬合給文該商等親赍人名、貨物、駝只數目清折, 前赴都統大人轅下核給照票, 為此備由具申伏乞。照驗施行, 須至申者, 計申送清折一扣右申歸化城都統大人。[4]

  “部票”是由理藩院頒給商人出口2經商所需的執照。 (2) 據《理藩院則例》載:“該衙門給發部票時, 將該商姓名及貨物數目、所往地方、起程日期, 另繕清單, 粘貼票尾, 鈐印發給。”[5]由此不難看出, 部票是由兩個部分組成的, 一個是部票本身, 另一個是記有商人姓名、貨物數目、起程日期的清單, 清單粘貼在部票尾部。歸化城副都統衙門檔案申領部票的檔案中, 往往也附有一張粘單。在粘單上, 除了登記上述《理藩院則例》規定的條目外, 還記有商人的長相、籍貫、隨身攜帶的行李、防身武器等項目。[6]乾隆四十一年 (1776年) , 烏魯木齊都統移咨歸化城副都統轉飭驗銷冀秉孝等路照:

  迪化直隸州知州, 呈開給發過旋回歸化城貿易商民路照一行十一人內:冀秉孝, 年三十五歲, 光面微髯, 代州人;郝登舉, 年二十九歲, 光面無髯, 代州人;魏學海, 年三十三歲, 光面微髯, 代州人;劉立德, 年二十七歲, 光面無髯, 代州人;王貴, 年二十三歲, 光面無髯, 代州人;張奇元, 年二十六歲, 光面無髯, 代州人。張大奇, 年三十歲, 光面無髯, 大同縣人;趙棟, 年二十二歲, 光面無髯, 大同縣人。任貴成, 年三十一歲, 麻面無髯, 孝義縣人。李越, 年二十四歲, 光面無髯, 偏關縣人。馬廷岐, 年三十六歲, 光面微髯, 寧武縣人。駝十八只, 馬三匹, 鳥槍一桿, 撒袋一副。[7]

  清代山西商人在塞外蒙古地區貿易, 須持有政府發給的票照, 才得以從事商業活動, 至乾隆朝票照政策逐步完善。清政府對商業票照的發放有嚴格的規定, 以便加強對內蒙古地區的統治。清政府對商業票照的申請內容也有詳細的規定, 申請的票照首先注明該商隊商人姓名、年齡、籍貫、相貌特征及貨物數目、所往地方等。以乾隆五十七年 (1792 年) 一票照為例, 商民石太運等人前往歸化城貿易, 票照中對商隊人員的年齡、相貌特征、籍貫和所帶貨物都做了詳細的說明。相關機構查驗時, 實際情況必須與票照內容相符, 否則不僅不得前往貿易還會對該商隊進行重處。“如果并無部票私行貿易的, 枷號兩個月, 期滿笞四十, 逐回原省, 將貨物一半入官。”在執行過程中對官吏的要求也非常嚴格, 商人票照須嚴格審查, 如商人出入沒有票照, 或者雖有票照但人數與票照人數不符, 若有一二名民人偷渡的, 該管官按失察罪, 降一級留任;若偷渡三四名的, 降一級調用;偷渡五名以上, 降二級調用;十名以上, 降三級調用。[8]如乾隆五十七年 (1792 年) 一張蓋有定邊左副將軍印章的票照里寫道, 前往歸化城貿易的商民:

  石太運, 年三十歲, 身中面紫微髯, 清源縣人, 雇工人四名:高有仁, 年三十四歲, 身中面紫微髯, 汾陽縣人;任功義, 年二十七歲, 身中面光無髯, 祁縣人;麻宜慶, 年三十歲, 身中面紫微髯, 四子部落人;圪什圖, 年二十六歲, 身中面紫無髯, 達爾罕貝勒人。隨帶老山羊皮八馱, 蘑菇二馱, 駝四十只, 騎馬一匹, 帳房口糧家具。商民任登元, 年二十八歲, 身中面紫無髯, 大同縣人, 雇工人6名:余富國, 年三十一歲, 身高面紫微髯, 右玉縣人;張成興, 年二十一歲, 身中面紫無髯, 代州人;任興, 年二十八歲, 身中面紫無髯, 右玉縣人;張廷孝, 年四十三歲, 身中面紫微髯, 右玉縣人;已牙兔, 年三十三歲, 身中面紫無髯, 四子部落人;布英兔, 年二十八歲, 身中面紫無髯, 四子部落人。隨帶羔皮十馱, 狐皮十一馱, 老羊皮七馱, 山羊皮七馱, 駝五十五只, 騎馬一匹, 帳房口糧家具。……[9]

  從歸化城副都統衙門這些檔案里不難看出, 晉幫在塞外蒙古地區從事商業貿易活動中的相關豐富信息, 其中涉及商隊人員構成、商隊的人數、商隊運輸工具、商隊人員籍貫及商隊經商的地點等諸多內容。其實《歸化城副都統衙門檔案》內容非常豐富而詳盡, 包括歸化城副都統衙門與中央各部院、綏遠城將軍、鄰近各扎薩克旗之間的來往文書, 以及歸化城副都統衙門所屬各機構、各牛錄官兵旗民的呈文等, 分為內政、軍務、財政、法律、宗教、文化教育和外交七類。其中軍務類包括發放路照、巡查牧場、沿街治保、驅逐流民等內容, 財政類, “下分人丁戶口、土地牧場、錢糧、賑濟、礦物、貿易、雨雪糧價、賦稅和工程九項, 共68卷, 3517件, 起于雍正十三年三月, 止于民國元年正月。內容包括編審戶口, 查驗旗籍, 查核報銷銀庫糧庫銀兩糧石, 報銷副都統衙門所屬各機構公費銀兩, 救濟災民, 發放開窯賣煤執照, 征收煤窯稅銀, 征收買賣牲畜記檔銀兩、房田租銀店鋪稅銀及官糧, 兌換銀錢時價, 發放開設店鋪執照, 查辦不法商人等”[10]。這些檔案對于研究清政府對塞外蒙古地區的統治政策和山西商人在塞外蒙古地區從事貿易活動、貿易路線、貿易形式、貿易規模等內容及土默特地區與歸化城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 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從這些檔案里看出, 自乾隆四十一年 (1776年) 到嘉慶四年 (1799年) 的24年時間, 居然有200多家山西商號在塞外蒙古地區活動著, 這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晉商旅蒙貿易的繁榮情況。

  不過, 值得注意的是, 從蒙古國國家檔案局所藏清代旅蒙商檔案來看, 則發現另外一種情形。首先是一些文告之類, 主要內容是清朝政府頒布的一些禁令、針對在蒙貿易活動中商民的規定, 以及官員任免和治安告示, 真實地反映了乾隆朝至民國初年山西商人在漠北的活動情況。諸如乾隆二十九年 (1764年) 十月十六日, “欽差監督庫倫商民事務理藩院員外郎加三級納為嚴肅匪類以安商賈憐恤民生事告示”[3]4;乾隆三十一年 (1766年) 正月, “欽差駐扎庫倫地方總理夷漢事務喀爾沁貝子理藩院侍郎胡、理藩院左侍郎輔為奉上諭不準與俄羅斯私自交易曉諭事”[3]5。其次是一些請領查驗路引票照事, 以及一些照票、限票、執照、護照、傳牌、印票等。第三, 漠北居住商民的戶籍花名冊和保甲門牌清冊, 如乾隆五十四年 (1789年) 五月“三甲花名冊”, 同年五月“九甲花名冊”;光緒三十四年 (1908年) 六月“東西南北柵外保甲門牌清冊”;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東營柵內保甲門牌清冊”;宣統二年 (1910年) 九月“東庫倫眾花名冊”。[3]58-80第四, 晉幫買賣貨物清冊, 從這些買賣貨物清冊中可以看出當時晉幫買賣貨物的方式和貨物的種類。如乾隆二十九年 (1767年) 九月“信成隆記枯 (庫) 倫貨賬”;乾隆五十四年 (1789年) 閏五月“庫倫市圈商民等花名進口返貨次數冊”;嘉慶二十年 (1815年) 四月“恰克圖商民買賣貨物清冊”;咸豐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庫倫商民等捐輸銀兩名目清冊”。[3]82-86, 210第五, 與俄羅斯貿易清冊、賬單及墾殖憑據等。山西商人在塞外蒙古地區貿易中, 與俄羅斯貿易是其重要組成部分, 從乾隆年間一直到光緒年間, 晉幫與俄羅斯貿易的貨物清冊, 及其與俄羅斯貿易中所遭受欺凌甚至侮辱的檔案, 不僅可以看出當時貿易活動中所采用的以貨易貨或者賒欠記賬的方式、貨物的種類、貿易的艱辛, 而且還可以從晉幫租地交租的憑據和花名冊看出, 晉幫為改善自己的生活及王公貴族的日常生活需要, 逐漸改變貿易方式, 把烏里雅蘇臺、庫倫等地作為貿易根據地, 在漠北開始租地開墾, 并居住下來。如同治年間“駐扎恰克圖管理商民事務理藩院員外郎慶征為查俄商進口貨物清冊呈庫倫辦事大臣”;光緒元年 (1875年) 七月二十一日, “在恰克圖市圈及俄國后營貿易之眾商民等為在俄貿易屢遭欺凌含冤日久以雪公忿事呈狀”。[3]120-122第六, 民事訴狀、供狀、甘結之類。在舊時官府里有一種字據叫甘結, 意思是有人愿意承擔某種義務或責任, 否則, 甘愿接受處罰。晉幫在商貿活動中難免遇到一些民事糾紛甚至刑事案件, 有時與甘結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通過這類訴狀看出當時漠北商民糾紛的種類、形式及其特點。嘉慶十二年 (1807年) 正月, “東升街甲首各鋪甘結十九張”;乾隆二十五年 (1760年) 六月, “山西汾州府汾陽縣人朱正垣為具報遇賊人劫路搶奪事”。[3]152, 173

  其實, 對于山西商民在塞外蒙古地區的貿易活動, 清政府對其采取既利用之又限制之的政策, 起初規定山西商人旅蒙貿易要向主管蒙古事務的理藩院, 或向設在歸化城、察哈爾、多倫諾爾、庫倫等地的將軍、都統、參贊領取“票照”, 上寫商人的姓名、面相、籍貫、經營商品的數量、名稱、經商地點、經商時間;“還規定不準攜帶家眷、娶妻立戶、苫蓋房屋、開設店鋪, 嚴禁輸入鐵鍋、小鐵器等金屬物品, 嚴禁放貸白銀等。并指定只在喜峰口、古北口、獨石口、張家口、殺虎口等長城沿線的要塞進行貿易。此外, 山西商民還要課征多種稅賦, 包括支搭帳篷的地皮稅、放牧的草地稅、商品交易稅、出入關卡稅等”[11]。清政府的禁令, 造成蒙古地區生活用品、生產用具日漸匱乏, 蒙古王公貴族和牧民們強烈要求清朝政府開禁, 呼聲越來越高。部分蒙古王公貴族借進京朝覲的機會, 向清政府呈請增加商賈入蒙古貿易。于是, 嘉慶初年, 清政府給少數旅蒙商號發放了“龍票”。在外蒙古地區, 只有山西商人領到了“龍票”, 據資料記載, 所謂“龍票”其實是一種經商票照, 用一尺見方的白麻紙印刷, 麻紙周圍印有龍紋, 上面蓋有御印, 稱之為“龍票”。這樣, 山西商民有了對蒙古地區的商貿特權, 通過“龍票”獲得了很大好處, 發了一筆橫財。從此之后, 一批批山西商民攜帶各種貨物, 來到草原“淘金”了。

  清朝政府為了加強對蒙古地區的統治, 對自發來到塞外蒙古地區的商人、匠人、藝人等各種類型“走西口”移民, 采取了默許和鼓勵的態度, 實行所謂“借地養民”的政策, 不再嚴加限制。對山西商民出塞經商, 逐漸放松了管理。嘉慶初年, 晉商有了很大的發展, 經營范圍更加擴展, 清朝政府把外蒙古的稅收也包給晉幫大盛魁。嘉慶八年 (1803年) , 清政府詔令派駐外蒙古的將軍、參贊、辦事大臣和幫辦大臣等官員, 會同外蒙古各王公, 嚴格檢查山西商民的經商票照, 并嚴令每年徹底檢查一次。由于晉幫和清朝政府派駐外蒙古的軍政大員及蒙古王公貴族有著密切的關系, 因此沒有被驅逐出境, 沒有受到絲毫損失, 而且得到了一個大發展的機會。

  清政府駐守蒙古各地的封疆大吏與下屬官員, 以及蒙古王公貴族、寺廟的上層喇嘛, 都和山西商民有著密切的聯系, 他們相互利用, 各取所需。山西商民送給他們許多好處, 他們便暗中保護著山西商民進行商貿活動。清政府所謂的貿易禁令是“禁者自禁, 來者自來”, 禁令雖然延續到道光年間, 卻在歲月中不斷松弛下來。從18世紀后期到19世紀初, 隨著清政府對蒙古地區封禁政策的松弛, 喜峰口、古北口、獨石口、張家口、殺虎口等長城沿邊的五個主要通道口, 一直成為山西商民赴塞外蒙古地區經商的重要孔道。山西商民一直通過這個孔道“以車載雜貨, 周游蒙境”, 帶著內地生產的糧食、煙茶、布匹、瓷器和生產工具, 赴塞外換取蒙古地區的牲畜、皮毛等珍貴的畜產品, 他們的足跡遍布漠南、漠北和西北蒙古高原。

  三

  自清康熙二十八年 (1689年) 八月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后, 中俄兩國第一次明確了邊界的概念, 同時使兩國邊境貿易順利展開。“17世紀俄輸入的茶葉很少, 后期才有少量茶葉出售。1792年第二次《恰克圖條約》簽訂后, 茶葉貿易開始繁榮, 18世紀末, 茶占中俄貿易總值的 30%, 1810年, 磚茶、白毫茶共輸入24 570擔。經營茶葉的商人全部是晉商, 最為興盛的時候曾達100余家”[12]。在將近300年間, 晉幫的駝隊載著中國的茶葉、瓷器和絲綢、布匹在人跡罕至的蒙古高原上, 在寒冷的西伯利亞大地上踏出一條灑滿血淚、堆滿白骨、充滿荊棘的茶葉之路。茶葉之路在塞外蒙古地區、在北國荒漠、在異國他鄉留下了大量的歷史遺存, 值得我們今天去珍惜和挖掘。在歷史風云變幻中, 曾經繁盛兩個世紀的茶葉之路鮮活地記載了茶葉文化與商品貿易的興衰, 填補了國際貿易史的一段空白。

  隨著山西商民團隊不斷發展壯大, 茶葉之路的不斷繁榮延伸, 極大地刺激了我國北方經濟的發展, 在漠南和漠北逐漸形成大批山西商民匯聚的商業城鎮。這些城鎮在山西商人與塞外游牧民族共同培育和影響下萌芽、發育、成長。這批城鎮有:漠南的包頭、歸化城、多倫諾爾、赤峰、海拉爾、呼倫貝爾等地, 漠北的大庫倫、烏里雅蘇臺、科布多等地, 以這些商業中心城鎮為樞紐, 形成了溝通大漠南北的商路。“城鎮的興起, 商業、手工業及運輸業的發展, 標志著草原地區單一的游牧經濟逐漸走向多種經濟發展的道路, 原始的經濟資源得到初步開發, 從而使草原與內地在經濟上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13]。城鎮在塞外蒙古地區出現, 自然會帶動周圍牧區經濟、文化諸方面的發展和變化, 蒙古地區牧民們便從原先所從事的粗獷的游牧業生產中分化出來, 從事手工業、商業、運輸業, 尤其是畜產品加工業, 如制靴業、制鹽業、染房業、皮毛業、鞍韂業等十分興旺, 把一些畜產品就地加工好以后, 又將其返回蒙古地區為蒙古族群眾所用。

  山西商民在塞外蒙古地區茶葉貿易的發展, 帶來其他商業的繁榮。當時, 包頭、歸化城、多倫諾爾、察哈爾等地的茶莊、錢莊、綢布莊、皮毛行、銀樓、貨棧以及戲院、飯館等, 如雨后春筍般相繼建立和發展起來。張家口由于地理位置較特殊, 靠近蒙古地區, 是山西商民的重要基地, 據資料記載, 那里的商號, 在康熙年間只有十幾家, 到雍正年間增至90多家, 乾隆末年增為190多家, 包括支持山西商民的茶莊、綢布莊、煙店、錢莊等, 嘉慶末年, 已經增至230多家, 咸豐末年, 增至300多家, 光緒末年, 增至530多家, 到民國年間旅蒙晉商的全盛時期, 僅大一些的商號就達1000多家。[14]張家口有實力非常雄厚的大茶號天一香茶莊, 其總號開在太原, 天一香茶莊, 這是設在張家口的分號。據說天一香分號的東家是齊鳳韶, 山西榆次人。齊鳳韶的祖上就是有名的茶商, 他14歲來到張家口, 打拼十幾年后開創了張家口天一香分號, 在天一香頂有終身身股。山西書法家趙鐵山親自題寫“天一香”店鋪牌匾的三個大字。清代中后期到民國, 張家口有山西人出資開辦的票號13家, 據相關資料顯示, 1923年以前, 張家口的票號、錢莊已多達42家。旅蒙晉商的不斷增多, 商品流通量的不斷增長, 必然帶來商品市場的進一步擴大。

  包頭, 明朝后期是土默特部右翼部落駐牧地, 無農業定居者, 荒草叢生, 未成村落。乾隆嘉慶時期, 山西代縣商民大量聚居今東河村, 故東河村又稱“代州營子”。其他分散住在東腦包、西腦包、南龍王廟和南海子一帶。嘉慶十四年 (1809年) , 包頭已經發展成為我國西北水陸交通要道和物資集散地, 商業日益興盛, 薩拉旗廳在包頭設置巡檢, 改包頭村為包頭鎮。同治年間, 調大同總兵馬升率領官兵駐防包頭, 在馬升主持下修筑了包頭城墻。到光緒年間, 包頭城內人口急劇增長, 商賈云集, 店鋪林立, 成為典型的商業城市。來自山西祁縣、太谷的商人經營的皮毛店、糧店、錢莊、大批復字號商店, 稱雄當地。包頭城內出現不少以集市形成的街巷名, 如草市街、牛橋街、車市街、炭市街等;還有不少以商號命名的街巷, 如太平官巷、復興玉巷、長勝街、復成元巷等。后來逐漸發展成為內蒙古西部地區水陸交通樞紐、東西物產的集散中心, 以及寧夏、甘肅、河套、外蒙古皮毛的囤積之地。臨河、五原的糧食, 后套的牲畜、藥材等, 都經過這里轉銷內地, 變成西北地區的重要商埠之一。山西商人相繼進入包頭從事商貿活動后, 包頭的商業地位更趨重要。山西商人從這里采辦各種日用百貨, 車載駝運到蒙古各地, 換回羊毛、絨毛、駝毛及牲畜。1919年以前, 運銷雜貨的總值每年可達白銀30萬兩以上。晉商貿易成就包頭的一句佳話是“先有復盛公, 后有包頭城”, 乾隆初年, 兩個山西祁縣喬姓之家的窮漢到內蒙古薩拉齊廳老營村謀生, 先當伙計, 后開復盛公小鋪, 移居包頭之后, 生意越做越大, 復盛公的牌子越來越有名氣, 后來又派生出復盛西、復盛全、復盛油房、復盛菜園……其經營項目種類多樣, 包頭“有九行十六社之稱。其中九行有皮毛行、貨店行、雜貨行、牲畜行、油糧行、陸陳行、蒙古行、銀錢行和當行。十六社有做皮襖之活的威鎮社;替人做針棉之活的成衣社;制作白皮的合義社;做皮靴之業的集義社;從事染色業的義仙社;做鞍韂之業的義合社;木工團體魯班社;從事粉糖業的清水社;從事銅鐵業的金爐社;從事飲食業的仙翁社;做白氈、氈帽鞋襪之業的旃檀社;從事山貨小攤的恒山社;從事畫工之業的繪仙社;理發社;制作點心干貨的合義仙翁社以及宰殺牲畜的得勝社”[15]。清代中后期, 山西商人在包頭經營的票號生意迅速發展, 成為國內資金雄厚的金融商。

  歸化城, 是塞外蒙古地區屈指可數的商業重鎮。王循詩《歸化城》云:“穹廬易絕單于城, 牧地猶稱土默川。小部梨園同上國, 千家鬧市入豐年。”歸化城儼然是塞外沿邊商貿云集、百貨流通、民族貿易興旺發達的城市。當時山西人已占70%, 大都以商業、手工業為生。他們行商的走向大多在西北部, 向北可經庫倫到恰克圖及俄屬各地;向西可到包頭、寧夏、烏里雅蘇臺、科布多、烏魯木齊、塔爾巴哈臺等地。大多以駝隊運貨, 運去綢布、茶煙、食糖等日用品, 運回絨毛、皮貨、牲畜等, 還有新疆的白銀、金砂、鹿茸、葡萄干等。乾隆朝以后, 歸化城商業發展較快, 位居塞外諸城榜首。聲名顯赫的晉幫大盛魁、元盛德、天義德等年貿易額分別達500萬~1000萬兩白銀;另外, 一善堂、三合永、慶中長、天裕德、大慶昌、永德魁、元升永等商號的年貿易額也達10萬~25萬兩白銀。在歸化城還有12家專營運輸拉腳的駝行, 每年可出租駱駝7000~7500峰。駝隊外運的主要貨物是布匹、茶葉、雜貨, 換回駝、馬、牛、羊和皮毛制品。馬匹運往內地南方各省, 羊群運往北京、河南、山西。各省在歸化城設有收購站, 北京的幾家收購站每年從歸化城收購50萬只羊, 歸化城本地購買和消費的羊達20萬只, 牛4萬頭[16]。歸化城分別設4處稅卡, 其“南柵系殺虎口孔道;北柵通山后部落喀爾喀札薩克等處;東柵通察哈爾蒙古八旗;西柵通烏拉特、鄂爾多斯地方”[17]。來自草原的蒙古商隊, 通過各處稅卡柵欄進入歸化城與漢商貿易, 而內地商民持布幣往者, 數以萬計。甚至歸化城的一些街巷以眾多商號、地名、姓氏、寺廟命名, 如晉幫大盛魁商號買賣興隆, 故稱其所在的街道為得勝街。還有日盛茂街、隆世豐巷、銀匠鋪巷、柴火鋪后巷、南牛肉鋪巷、三盛棧巷、定襄巷、寧武巷、王家巷、史家巷、大范家巷、財神廟巷、龍王廟巷、南馬神廟街、禮拜寺巷、三官廟街、城隍廟街等。

  多倫諾爾, 蒙古語, 七個小湖泊的意思, 位于錫林郭勒盟東南部, 附近有肥沃的草原, 是從內地進入蒙古草原的重要通道之一。康熙帝親政噶爾丹取得勝利后, 來到多倫諾爾會見喀爾喀蒙古三部和內蒙古四十八旗王公貴族, 促使喀爾喀蒙古正式歸附清朝。多倫諾爾會盟, 密切了內外蒙古與清朝政府的關系, 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康熙帝在多倫創建蒙古喇嘛教中心——匯宗寺, 并請藏傳佛教四大領袖之一的章嘉活佛住持多倫, 管理整個蒙古地區宗教事務。雍正帝繼承康熙帝的做法, 在匯宗寺附近又修建善因寺”[18]1。此后, 內外蒙古的王公貴族年年來這里聚會, 因其隨行的人員和牲畜不少, 附近經商的山西人也聚集到這里, 與蒙古人交換各種生產和生活資料。于是, 在寺廟周邊陸續建立了許多房舍, 漸漸發展成為街市。“民國初年來多倫的旅蒙商說多倫人口約九至十萬人, 據《口北三廳志》記載, 乾隆二十三年多倫城東西寬二里, 南北長四里, 城市的規模在那時已經相當大”[19]155。“咸同年間, 全城人口達20余萬, 商號4000余家, 手工作坊工人有2萬余人”[20]。在多倫山西會館內現仍存清道光二年 (1822年) 重修會館捐款的石碑, 碑上列有捐款的山西商號1000多戶。多倫的山西會館是由經濟實力雄厚的山西商人于乾隆十年 (1745年) 集資興建的, 在當時可謂規模十分宏大。有牌坊、山門、戲樓、鐘樓、鼓樓及大殿、配殿、耳房、東西廂房、東西長廊等, 雕梁畫棟, 頗為壯觀。據說山西會館在當時具有“祭神明、聯桑梓、敘鄉情”多種功能, 類似于商公所、商會, 會董是大商號, 會長是大商號掌柜擔任, 商會的主要職責是維護大商號的利益, 中小商號必須順從大商號。

  山西商人把經棚、赤峰、烏丹、圍場等附近旗縣的農產品及加工成品由多倫轉運到張家口售賣。糧食也占貿易大宗, “據說光緒十七年多倫有十一家糧店, 每日都要從經棚一帶進二百多車糧食”[19]156, 輸出之貨以莜麥、小麥、雜豆、菜籽、麻籽、米面等居多。輸入之貨以棉布、煙酒、干果、鐵器、藍靛, 以及茶糖、藥材、瓷器、海味、胰皂等為大宗。成交額也很大, 素有“斗金斗銀”之說。東清鐵路、京綏鐵路修通后, 多倫諾爾的商業地位受到嚴重影響, 貿易額下降, 商號減少到千余家。這些商家大都崛起于明清以來九邊重鎮的軍需貿易中, 發達于蒙漢貿易的巨額盈利中, 終成國內首屈一指的金融票號商。

  清代中后期, 有些山西商人雖然在沿邊城市和牧區集鎮建立了固定店鋪, 但仍以“出撥子”、派帳篷、下草地、趕廟會、串蒙古包為形式, 從事流動購銷。他們經營的范圍很廣, 即收購牲畜、皮毛、藥材、蘑菇等牧區的特產, 又供應棉布、綢緞、磚茶、生煙、白酒、紅糖、火柴、針線等牧民生活必需品。有的還兼營運輸、貨棧、旅店、餐館、手工作坊以至錢莊票號等, 購銷合一, 多種經營。他們的經營方法, 多是以物易物、賒銷放賬, 春放秋收, 息利兼得, 所獲甚豐。他們以包頭、歸化、張家口、多倫、經棚、海拉爾等沿邊城鎮為基地, 沿著古驛站、古鹽道開辟的縱貫大漠南北的多條商路, 穿越大草原, 北上可遠涉烏蘭巴托、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和恰克圖;西行可達烏魯木齊等地。近者數百里, 遠者上千里, 往返少則三個月, 多則半年以上, 長期從事長途販運。晉幫大盛魁曾炫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路上都有他們的駱駝隊。據有關資料記載, 晉幫商人每年從外蒙古販運活羊上百萬只, 每年向外蒙古運銷磚茶3萬多箱, 以及木碗、瓷器等大量日用商品, 甚至每年冬季加工冷凍餃子, 春節前運到外蒙古。裝運時對不同商品分類包裝, 捆扎上馱, 按馱分組, 專人負責, 運輸數千里, 沿途裝卸上百次, 堅持做到完整無損。

  邊疆貿易的活躍, 商品流通量的日益增加與市場的擴大, 加強了蒙古地區同內地的經濟聯系, 也反映出山西商民貿易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而代之以蒙漢民族進行和平貿易的新局面。乾隆中期已逐漸發展形成了遍及大漠南北的各路旅蒙商幫, 把商貿活動由沿邊集鎮擴展到了廣闊的草原牧區。商路縱橫, 商旅如流, 牛車駝隊往來不斷, 每年有百萬頭牲畜, 幾十萬張各類皮張, 數十萬斤絨毛和大批藥材、蘑菇等土特產品, 通過山西商人運銷到山西、河北、河南、山東和京津等地。同時, 江浙的絲綢、河北的土布、湖北的磚茶、山西的生煙、以及京津等地的糖酒和火柴等日用商品, 又通過晉幫商人源源不斷地供應到蒙古各地。解決了蒙古地區畜牧產品長期無人收購, 生活用品無處購買, 蒙古族群眾長途跋涉到邊塞進行互市交換的困難。也解決了內地農業需要的耕畜, 工業需要的皮毛等原材料和城市居民肉食等的需求。

  四

  商業的溝通從某種意義來說, 其實就是文化的交流。商人在商品貿易中, 無論是以自然形態出現的物產、原料, 還是賦予勞動價值和文化要素的人工產品, 都會對交易的雙方產生文化的影響。“自然產品, 可以豐富和改善人們的生活, 同時也造成了生活習俗的變遷;人工產品, 更是直接傳遞了不同文明的文化信息, 不但會影響人們的生活方式, 而且會在更深層次的領域對人們的理念、情感產生重要的作用”[21]。清代以來, 山西商人在塞外蒙古地區的文化交流, 很多方面, 甚至可以說主要的方面, 是通過商品貿易來完成的。在塞外蒙古地區貿易中, 晉商將商品的實用價值與文化價值緊密結合在一起, 發揮了溝通不同文化的中間人作用, 這種作用是其他商人無法取代的。

  山西商人為了在塞外蒙古地區扎根, 更好地發展貿易, 首先必須克服在商品貿易中因語言不通而帶來的麻煩與困難, 他們很注意學習蒙古族語言與其他少數民族語言, 克服語言障礙, 以加深和蒙古族群眾的情感交流, 力求達到水乳交融的境界。他們利用漢語注音的《蒙古語言》工具書, 每日潛心練習, 進入塞外蒙古地區一年以上的山西商人, 都可講一些少數民族語言單詞和日常生活用語。如蒙古語當中的文明語“你好” (賽奴) 、“謝謝” (巴依日樂啦) 、“再見” (巴依日臺) 、“您好” (塔塞音白奴) 、“大家好” (塞音白叉嘎奴) 、“非常感謝” (耶和塔拉日和吉百納) 、“太對不起您了” (坦得丹七鵝卜貴包樂老) ;蒙古語中的祝愿語“過年好” (塞音西那樂卜) 、“生日快樂” (托日森烏得日因) 、“祝你健康” (坦得額如樂恩黑戈乎思也) ;蒙古語基本句“春天來了” (哈卜日易日樂) 、“河解凍了” (告樂戈是樂) 、“雨停了” (包擾阿日樂啦) 、“客人走了” (召其得牙卜啦) 、“水開了” (無私包叉樂介) 、“你叫什么名字” (齊很戈得戈唄) 、“你們幾個人” (塔娜日和杜樂唄) 、“他是你的爸爸嗎” (特日齊尼阿卜尤) 、“她是你的媽媽嗎” (特日齊尼額吉尤) 、“您吃飯” (塔浩樂藝得日亦) 、“我敬酒吧” (比哎日和別日牙) 、“原來是這樣” (烏楞伊么白齊) 、“那樣就算了” (提么包樂白起和) 、“請從這邊走” (額奴戈日牙巴日艾) ;蒙古語當中簡單詞匯“狗” (惱亥) 、“棚圈” (哈沙) 、“吃” (依德) 、“喝” (吾) 、“傳統娛樂聚會” (那達慕呼日勒) 、“祭山活動” (歐倫奈日) 、“早晨” (烏日樂) 、“中午” (烏得) 、“晚上” (襖瑞) 、“去年” (腦得嫩) 、“明年” (浩亦特吉樂) 等。在山西商號里有的掌柜甚至精通蒙古文字、俄語、維語、藏語。

  清代山西商民遷徙到塞外蒙古地區, 在這里定居、生活。這些山西商民與蒙古地區人民互相交流, 取長補短, 與蒙古民族生活相互影響、相互促進, 形成了具有漢族特征的蒙古族多元并存文化。隨著蒙古族人民與山西商民交流不斷增多, 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慣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山西漢族商民的影響。例如, 在日常生活中, 蒙古族人民開始使用漢族生產工具進行農業生產, 開始依照漢族房屋特征對塞外蒙古地區房屋進行調整。與此同時, 蒙古地區民歌也發生明顯轉變, 形成不同內容的民歌體系, 節奏和內容都發生了非常大的轉變。不同的地域, 不同的曲調, 不同的演唱風格, 有漫瀚調、爬山調、山曲兒等, 這是蒙漢文化相互融合的結晶。塞外蒙古族群眾能歌善舞, 與山西商人長期相處, 相互交融和滲透, 自然會形成一種特有的文化景觀和文化現象。比如山曲兒, 具有獨特的藝術表現力和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唱詞鮮明而生動, 曲調通俗而優美, 隨感而發, 脫口而出, 現編現唱, 男女老幼, 相互對唱助興。如《拉駱駝》 (對唱) :

  女:長脖頸頸駱駝細毛繩繩拉, 也不知道親親你游活在個哪?

  男:我好比十月的沙篷無根根草, 哪那兒掛住哪那兒好。

  女:長脖頸頸駱駝細毛繩繩拉, 丟下親親你管你走呀?

  男:走呀走呀哥哥我不想走, 炕沿畔畔督擦在炕里頭。

  女:長脖頸頸駱駝細毛繩繩拉, 今兒黑夜紅火完明天再走哇!

  男:叫一聲妹妹你不要留, 沒老婆的哥哥我走下這條路。

  女:長脖頸頸駱駝細毛繩繩拉, 問一聲親親哪是你的家?

  男:墻頭上跑馬掉不過個頭, 拉駱駝的哥哥叫誰收留!

  女:長脖頸頸駱駝細毛繩繩拉, 這一回你走了多會兒再來呀?

  男:我春期走了秋天回, 拉駱駝的哥哥是游魂鬼[22]……

  隨著山西漢族商民與塞外蒙古地區人民交往不斷加深, “察哈爾人民開始對漢語進行深入研究, 開始將漢語融入察哈爾人民日常交流中, 形成了以蒙古語和漢語為主體的語言交流體系, 這種文化體系為當前蒙漢兩族交流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從本質上豐富了察哈爾人民的語言內容和精神文化。”[23]

  十里不同風, 百里不同俗。清以前的海拉爾地區少數民族有著自己穩定的傳統風俗, 但在山西商人以及隨山西商人北入大漠的農民、手工業者也把漢族農耕文化信息帶進了草原。以蒙古族為例, 牧區原是單一的游牧經濟, 蒙古民族的主要食品是“白食” (指奶制品) 和“紅食” (指肉制品) 。隨著旅蒙晉商的進入和農業生產的發展, 蒙古人的飲食習俗也開始發生變化。蒙古人的飲食除了白食、紅食以外, 還引入了玉米、小麥、稻子等“黃食”, 瓜果蔬菜等“綠食”和煙、酒、茶等“黑食”, 蒙語中白酒和紅茶分別稱“hararih”“harchai”, 而“har”蒙古語意為“黑色”, 鄂倫春人的食物過去主要是野獸肉, 其中最多的是狍子肉, 同時也大量采集野菜和野果。[24]隨著晉幫商人在塞外蒙古地區活動的擴大, 他們和鄂倫春族人接觸多起來, 鄂倫春人的飲食和衣著逐漸發生了新的變化, 在過去鄂倫春人主要用狍皮制作衣服, 冬季的衣服用皮厚毛長的狍皮制作, 夏季的衣服用皮薄毛短的狍皮制作。自晉幫商人進入鄂倫春地區, 將糧食、茶葉、酒、布匹等傳入鄂倫春族地區, 鄂倫春人開始吃餃子、燒餅之類主食, 并開始穿布衣服, 而且樣式基本同皮衣服一樣。富裕人家也有穿綢緞衣服的, 比如那些王公貴族喜歡穿美麗圖案的綢緞。從目前保留下來的清代綢緞看, 其圖案的豐富和精美, 既有典型的中原傳統圖飾, 透露著濃郁的漢族神韻, 又有蒙古族群眾喜歡的圖案, 還有一些融匯了不同文化因素, 具有蒙漢合璧的特點。山西商人也吸收了不少少數民族的習俗, 把少數民族禮儀定成鋪規, 嚴格恪守。他們尊重蒙古族群眾, 對少數民族的衣服、飲食、婚葬、祭禮、禁忌等也無不研究到家。如蒙古族群眾在牛日不出牛, 馬日不出馬, 羊日不出羊, 紅白事祭火七日, 任何東西不出門, 這些習俗必須熟悉, 牢記在心。

  山西商人們經過仔細觀察蒙古族群眾的飲食文化, 發現蒙古族群眾以肉食為主, 于是他們便每年冬至以后, 用白面和羊肉加工大量餃子, 通過自然冷凍, 運往蒙古包銷售。山西商人們發現蒙古族群眾喜歡用磚茶和牛奶一起煮成奶茶喝, 他們便精心琢磨著自己開設了茶莊, 而且安排人手專門加工“三九”磚茶。這種磚茶是具有古老傳統的產品或手工業品, 不僅成為蒙古族群眾日常生活必需品, 更主要的是凝聚著中原文化積淀, 在這里既體現著復雜的工藝技術, 又包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隨著晉幫商業貿易規模的擴大, 塞外蒙古地區的用戶們對茶葉的需求量也越來越大, 茶葉已成為塞外蒙古地區飲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蒙古地區社會文化生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另外, 茶葉除了對蒙古族群眾飲食文化的直接影響外, 還推進了蒙古族群眾對中原茶具的使用, 同時也“帶來了包括修身、養性、禮俗、情操等更廣義的茶文化的影響, 包含在其中的中國傳統的儒、釋、道文化意蘊”[21], 更是為塞外蒙古族群眾了解中原茶葉文明提供了感性的素材。茶葉成為塞外蒙古族群眾及那些王公貴族們飲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但改變了蒙古地區人們傳統生活習慣, 而且也豐富了蒙古族群眾的物質生活。當然, 清代晉商銷到蒙古地區的商品除了茶葉外, 還有布匹、綢緞、白酒、藥材、陶器、蔗糖、木器、麥粉、瓷器、鐵鍋、煙葉、農具等。這些商品的產地, 分布在內地不同省市地區, 如茶葉多產于安徽、福建、湖北等地;蔗糖多產于兩廣、江浙地區;煙葉、布匹、陶器多產于山西、河南、江西等地;麥粉、白酒、金屬日用品多產于河北、山西、陜西等地。[25]

  山西商人經過長期觀察, 發現蒙古族群眾喜歡用結實耐穿的斜紋布制衣, 于是, 山西商人們便開設了茶布店和綢緞莊, 如“歸化城的東升長茶布店、天順泰綢緞莊、鼎盛新綢緞莊”[26], 大量購進這種結實耐穿的斜紋布料, 以滿足蒙古族群眾的需要。山西商人們和塞外蒙古族群眾日常生活交流中, 還發現一些蒙古族群眾和喇嘛經常使用專用的物品, 諸如馬氈、蒙靴、木碗、木桶和喝奶茶使用的器皿以及寺廟喇嘛的專用品, 山西商人們便積極安排專人實行專門訂貨, 同時選擇技術精湛的工匠們特別訂制、嚴格把關, 從而保證了商品品種齊全、質量過硬。每當遇到修繕寺院廟宇時, 山西商人一定不失時機地捐資捐物, 與喇嘛相處得十分融洽。山西商人們為了達到以優質熱忱的服務滿足蒙古族群眾需求的目的, 他們還主動向蒙古族喇嘛學習, 虛心向蒙古族喇嘛請教, 精心研究蒙古人日常生活習慣。比如山西商人們發現“算賬”對于蒙古族群眾來說根本就不是強項, 蒙古族群眾不習慣于精打細算, 這就給山西商人們留下大做文章的余地。山西商人們就把布料和綢緞裁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 讓蒙古族群眾隨意選購。黃紫綠三色綢緞賣給蒙古族群眾, 紅黃紫三色賣給喇嘛, 首飾耳環投婦女所好。運進熟稷子米、白酒、磚茶和食鹽廣受牧民歡迎。山西商人根據各地蒙古族群眾習慣準備不同的花色品種, 如綢緞, 烏珠穆沁地區蒙古族群眾喜歡紫色、黃色、藍色, 蘇尼特地區蒙古族群眾喜歡大紅色、水紅色, 阿巴嘎地區的蒙古族群眾喜歡紫紅色、紫色;馬鞍子, 蘇尼特地區蒙古族群眾喜歡前后高、坐當小、光頭的, 阿巴嘎地區蒙古族群眾喜歡元寶樣;靴子, 蘇尼特地區蒙古族群眾喜歡板頭的, 烏珠穆沁地區蒙古族群眾喜歡大圓頭的。山西商人們根據服務對象不同, 準備不同的商品, 如果與喇嘛有關系的, 準備的商品有黃色紅色綢緞、經卷、銅佛像、香等宗教用品, 銅盤、銅壺、鼻煙壺、奶食等生活用品。為大商號準備的商品有玉翠煙嘴、玉佩、珊瑚、瑪瑙、珍珠、婦女頭飾、靴子、馬鞍、蘭古銅和墨綠色綢緞及其他較高檔用品。對于小戶蒙古族群眾, 準備的商品一般是茶葉、布、煙葉、白酒等。山西商人在塞外蒙古地區經商活動中, 他們根據蒙古族群眾用戶的各種要求, 靈活機動地組織貨源, 無論是綢緞還是蔥蒜, 必須嚴把質量關。

  山西商人們長年累月地在塞外蒙古地區從事經商活動, 他們在進一步了解到蒙古族的風俗習慣的同時, 還要掌握一些為塞外蒙古地區人畜治療常見疾病的本領, 逐漸做到入鄉隨俗。例如有些山西商人發現蒙古人治病習慣用24味、36味、48味、72味這4種藥包, 于是, 山西商人就將中藥按此數目分包, 然后藥包上再用蒙、漢、藏三種文字注明藥名和效用。他們利用業余時間不斷地學習和掌握更多醫療針灸技術, 在行商活動中對蒙古族群眾的一般病癥予以醫治, 以此不僅獲取蒙古族群眾的信任和好感, 也把大量文化信息帶給了蒙古族群眾。他們“把中原地區的釀酒、榨油、制堿、制革、制氈、制衣、燒磚等手工業技術帶給蒙古人民, 這無疑促進了牧區經濟的發展。在交易和生產中兩族人民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互補關系, 溝通了蒙漢人民之間、農牧之間、內地與邊疆的交流與合作”[11]。他們還拿出相當精力協調與蒙古王爺、貝勒等上層社會人物的關系, 目的是取得他們的信賴, 以便在營銷活動中得到支持。經過長期的、多方面的努力, 山西商人終于開拓并鞏固了他們在蒙古草原的商業活動, 以至于在一般蒙古族群眾心目中, 可把山西商人看作和牧主臺吉那樣重要。由此可見, 山西商人在塞外蒙古地區的影響力是很大的。[27]

  晉幫商人為了適應常年在外從事草地生意的需要, 他們對所屬員工建立了嚴格的培訓和管理制度。從學徒進店時抓起, 年齡要求十二三歲, 身體健康, 能吃苦、會識字、懂禮貌, 并由可靠店鋪擔保推薦。進店后, 先由老員工傳授業務知識, 打算盤、練寫字、記賬簿、學習少數民族語言開始, 進而學習看牲畜的口齒、膘肥、皮毛的成色、各種商品的包裝捆扎上馱等基本業務技術。學徒三年只供食宿, 不發報酬。三年學徒期滿始發給少數薪酬, 并派往草地進行實地考察鍛煉, 學習騎馬、趕車、熟悉商路, 了解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和各種禮節。為了密切與蒙古民族的交往, 還要穿蒙古袍子、靴子, 取蒙古名字。進店滿十年以后, 根據其業務熟練程度和對商號貢獻大小, 評定身股, 成為商號的正式“伙友”, 并按身股多少分配相應的職務, 年終按比例分給紅利。把員工的個人利益與商號的經營效益連在一起。同時, 還規定所有在店員工 (包括掌柜) 一律不準攜帶家眷, 不準兼營店外業務, 不準在店接待親戚朋友, 不準給財東掌柜送禮, 甚至規定未滿十年不準回鄉探親。

  山西商號無論大小均專跑一條路線, 在本路線經營多年, 路況相當熟悉, 蒙古族群眾的生活習俗更加熟悉, 由于長期和蒙古族群眾生活在一起, 山西商人們非常注意尊重蒙古族及其他少數民族風俗習慣。如遇到蒙古族群眾先用蒙古語問好, 進蒙古包時在門口對包里的人先問好, 同時, 把馬鞭放在蒙古包外面, 走進蒙古包摘下帽子并放下, 從左向右走, 最好坐在左邊, 或跪在左邊, 千萬不可蹲著, 更不可坐在糞斗子上。當然, 不能坐在神龕前面, 晚上休息時, 頭都在中間, 腳朝外, 此稱“碰頭睡”。當出蒙古包時, 全身退著出來, 出來時再扭過臉走。[18]218

  山西商人每次下草地前務必辦好一件事, 那就是準備些薄厚不同的禮品 (茶、點心、白酒、瓷器、木器及其他物品) , 對蒙古王爺或蒙古大買主總要送上一份厚禮, 對一般蒙古族群眾或小買主就備一份薄禮, 當然禮品費用都加在商品成本里。尤其是打聽到蒙古王公貴族或大買主準備過來, 山西商號掌柜立刻騎上馬親自趕到城外十里外的地方迎接。其實他們這樣做有兩個用意:一來表示誠意, 讓大買主心情愉快, 容易進入談生意狀態;二來怕被別的商號接走。當接到大買主后, 掌柜自然是滿面春風, 忙前跑后, 熱情款待, 煙、茶、點心、酒菜、飯按照順序來, 當然還要安排住宿, 盡力表現得熱情、大方、誠懇、有禮, 既要注意禮節, 講究信用, 又要不失時機地抓住大主顧賺了錢。

  晉幫商人在塞外蒙古地區的產生與發展, 是蒙漢民族互通有無的客觀需要, 也適應了內地與塞外不斷擴大的物資交流。晉商針對蒙古地區經濟單一、交通閉塞的特點, 形成了不同于內地商業的經營方式和商路。清代山西商民在塞外蒙古地區從事茶葉貿易長達近三個世紀的歷史歲月, 逐漸成為塞外城鎮蒙古族群眾了解中原漢族文化的一個窗口, 通過這個窗口, 使草原文化與農耕文化、商業文化有了進一步的接觸, 晉商帶來的中原文化對當地社會文化生活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五、結語

  清代前期塞外蒙古地區民族復雜, 山西商人在蒙古地區從事商業貿易活動關系到清王朝與北方民族間的政治關系, 因此, 清政府對于山西商民在塞外蒙古地區從事貿易活動非常重視。為了保障市場正常運行, 清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組織貿易往來, 對貨源供應、商品運輸、經營管理都采取了措施, 形成了有別于其他區域的邊疆貿易特征。內蒙古土左旗檔案館所藏清代歸化城副都統衙門辦理政務過程中形成的滿、蒙、漢三種文字書寫的大量文書檔案及蒙古國國家中央檔案館所藏有關清代山西商人在漠北活動真實情況的檔案, 對于我們了解清代山西商人赴塞外蒙古地區從事商業貿易活動的細況, 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這些珍貴的歷史檔案系統性和連續性較強, 內容豐富而詳盡, 具有鮮明的地域特點, 然出于各種原因, 這批旅蒙貿易檔案較少為學者關注, 其實相關研究內容在這里面還是有相當大的拓展空間。

  清代以來, 從殺虎口和張家口大量涌入塞外蒙古地區的山西商民, 形成了當今內蒙古地區的多民族人口共存及社會經濟、文化和諧發展的格局。人口的流動, 帶動了文化的傳播, 而文化的傳播, 拉近了地區間的距離。通過蒙漢民族間的人們密切聯系和長期交往, 多元并存文化相互借鑒、取長補短和互相影響, 不同文化間的共同成分就會越來越多, 最后逐漸形成了具有多民族文化特點的晉商文化。清代晉商在塞外蒙古地區茶馬貿易的發展過程, 既為晉蒙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創造了條件, 同時也通過萬里茶道推動山西文化信息走向世界, 做出了一定貢獻。晉幫作為清代官方貿易主導下的, 活躍于塞外蒙古地區各商業城鎮貿易大軍中的主力, 其歷史地位不容忽視。

  清代晉商在塞外蒙古地區銷售的商品, 其加工技術和文化含量都非常高, 都具有極高的文化價值和歷史價值, 這不僅僅是塞外蒙古族群眾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還凝聚著厚重的文化積淀, 傳遞著豐富的文化內涵。瓷器的晶瑩如玉、木器的精致美觀、絲綢的飄逸華貴, 既傳遞了中原漢族傳統文化的氣質神韻, 又對蒙古地區草原游牧文化產生影響, 深入到蒙古族群眾精神世界的層面。這些商品對塞外蒙古族群眾的生活習俗產生了重大影響, 也為塞外蒙古地區工藝界和藝術界注入了活力和靈感。這些商品走進塞外蒙古族群眾的日常生活, 融入他們的飲食文化、服飾文化、宗教文化及習俗文化中, 發揮了重大的作用。這種現象充分說明, 蒙漢多元文化的交流與融合為山西商人在塞外蒙古地區進行商業貿易的發展創造了積極的條件, 更是充分說明清代山西商人擁有以文化推動貿易發展的才能, 他們沒有狀元的“文憑”, 卻具有狀元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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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 高春平《誠信晉商與信用山西》, 載《山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2009年第2期。高春平先生在該文中指出:晉商在意識觀念上主張道德為先, 見利思義, 利以義制, 在精神信仰上尊奉關公, 講究信義, 在對待顧客上堅持“信譽第一”“顧客至上”, 在對待同行伙友上注重誠信互濟, 講究公平競爭, 在產品質量和銷售上視質量為生命, 注重信譽, 薄利多銷。晉商的誠信精神對推動山西經濟社會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 清代在長城沿線設殺虎口、張家口、獨石口、古北口、喜峰口五口, 是為內地前往蒙古地區的重要通道。《清史稿》記載“其內蒙古通驛要口凡五道, 曰喜峰口、古北口、獨石口、張家口、殺虎口, 以達于各旗。”見趙爾巽《清史稿》第137卷, 志112, 兵8, 邊防, 中華書局1976年版。
  3 部票有時候又叫院票、印照、印票、照票、執照、路照等等, 不過這些“票”或“照”某些時候也是指戶部、兵部或地方衙門發行的票據, 其究竟所指為何要視具體情況而定。

    王澤民.清代晉幫塞外蒙古地區貿易中的文化交流[J].陰山學刊,2019,32(02):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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