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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閩地區海洋漁業史發展探究

時間:2019-06-27 來源:農業考古 作者:辛月,王福昌 本文字數:10150字

  摘    要: 粵閩二省面向大海, 海洋漁業的歷史十分悠久。過去學術界對海洋漁業文獻、魚類名實及分類、漁業資源及生態、漁政制度、疍民等問題做了較多的研究, 為我們進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礎。但也存在諸多的不足, 需學術界做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關鍵詞: 粵閩; 海洋漁業史; 綜述;

  Abstract: Guangdong and Fujian provinces, both facing the sea, enjoy a time-honored history of marine fisheries. In the pas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did quite a lot of researches on marine fishery literature reviews, fish name and classification, fishery resources and ecology, fishery administration system and Tanka people (an ethnic subgroup in Southern China, traditionally living on junks in coastal parts of Guangdong, Guangxi, Fujian, Hainan, and Zhejiang, as well as Hong Kong, and Macau) , which have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shortcomings requiring further in-depth study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Keyword: Guangdong-Fujian area; marine fishery history; overview;

  粵閩地區海域遼闊, 漁業資源十分豐富, 漁業比較發達。近年來, 學術界開始重視粵閩海洋漁業史的研究, 取得了較多的成果;筆者搜集20世紀60年代以后的學術論著, 涉及的領域大致有粵閩水產文獻研究、魚類名實及分類研究、生態問題、漁政制度、疍民研究等, 現綜述如下。

  一、文獻研究

  動物譜錄是我們研究粵閩海洋漁業的重要資料, 學術界已有一些研究, 涉及到的問題有作者、成書的時代背景、所載物種的考釋等。

  作者及時代背景方面。喬好勤的《楊孚〈臨海水土記〉》質疑楊孚沒有編纂《臨海水土記》, 作者推論《臨海水土記》的編纂者是沈瑩[1]。陳安民的《〈異魚圖贊〉與其〈箋〉〈補〉》從歷史民俗的視角解讀《異魚圖贊》《異魚圖贊箋》《異魚圖贊補》中明代社會風貌, 梳理古人有關“異魚”的神話、民風民俗、政治寄寓、南北地域差異與對海洋生物的想象[2]。魏露苓的《明清動植物譜錄中的生物學》論述明清動植物譜錄中蘊含的生物學知識。她認為譜錄中積累了關于遺傳變異的記錄, 明清動植物譜錄對于動植物形態、生理、習性的認識, 具有生物學價值[3]。陳瑞榮的《福建明清時期三本漁業專著簡介》對福建明清時期《閩中海錯疏》《官井洋討魚秘》《海錯百一錄》三本漁業專著進行了簡單介紹[4]。楊瑞堂的《〈官井洋拾捌只招臘與討魚秘訣〉一書的科學價值》根據《官井洋拾捌只招臘與討魚秘訣》一書, 核實書中記載的暗礁方位、大小、外形和面積, 找魚群的方法及捕魚應注意的事項, 解釋書中“方言俗名”[5]。楊瑞堂的《福建漁業史志概略》簡介了福建明清兩朝《閩中海錯疏》《閩書》《官井洋拾捌招臘與討魚秘訣》《海錯百一錄》《礪哺志》五本漁業史書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水產志書。他認為《閩中海錯疏》雖有一些缺陷, 但在研究福建和浙江海產分布和漁期等方面有一定參考價值;《閩書》所記種類雖不如《閩中海錯疏》, 但對某些物種描述深入, 所記產地較詳;根據《異魚贊閏集》可知我國閩粵沿海的沙丁魚漁業在350年前已獲得一定的發展。明朝已經開始使用寬網目的流刺網捕撈馬鮫魚。作者認為《海錯百一錄》是近代最完備的一部記載水產生物資源的珍貴史料[6]。

粵閩地區海洋漁業史發展探究

  馬鎮平的《〈嶺表錄異〉魚類史料考證》對《嶺表錄異》進行介紹, 對書中“烏賊”“鹿子魚”“珠池”與史料記載相矛盾的地方做了分析探討。他認為《嶺表錄異》中“烏賊”的記述不夠準確;“鹿子魚”則是無從考證的化生說物種;“珠池”宜改為“珠戶入池”[7]。魏露苓的《唐代水生動植物資源的開發》指出唐代淡水生資源、蝦蟹貝類得到開發, 漁具和捕魚、養魚技術有突破[8]。陳瑞榮的《〈官井洋討魚秘訣〉中找魚群方法》根據《官井洋討魚秘訣》總結了捕撈大黃魚的經驗, 指出:捕魚首先需要仔細了解官井洋分布的十八個暗礁;其次要了解大黃魚汛期;最后則是了解捕魚當天的早、中、汐期時分魚群動向[9]。

  物種考釋方面。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清宮海錯圖》介紹《海錯圖》所繪內容, 考證《海錯圖》作者聶璜生平事跡, 認為《海錯圖》是集科學性、文學性、趣味性于一體的古代海洋生物圖志。對《海錯圖》中二百多種生物進行了科學的物種鑒定[10]。張世義等人所著《古籍中的魚詩》對古詩中常見的10種魚類作了考釋, 涉及鰉、銀魚、鰣魚等十種魚類形態、生態、應用等方面[11]。劉昌芝的《我國現存最早的水產動物志———〈閩中海錯疏〉》對《閩中海錯疏》做了分析介紹, 指出:書中記載前人未曾提到的水產動物, 將性狀相近的水產物種放在一起, 這種動物分類法在當時是比較先進的;對《閩中海錯疏》中的魚類進行了古今名稱對照[12]。

  二、名實及分類研究

  (一) 名實研究

  古代文獻記載魚名比較雜亂, 同物異名、同名異物的情況多有。學者運用現代動物學、訓詁學、生物學、語源學等多學科交叉的方法對其名實進行了考證, 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

  李約瑟、成慶泰所著《中國古代動物學史》介紹了中國古代動物學的產生和發展歷史, 總結了中國動物學的特點。書中第三章對《說文解字》中動物名詞從部首、字名中進行命名與校釋[13]。張辰亮的《海錯圖筆記》對《海錯圖》中生物進行分析考證, 辨別真偽[14]。李海霞的《蚌蛤類命名理據考5例》從語源學角度考釋“蚌”“貝”“硨磲”“蚶”“魁陸”命名理據[15]。李海霞的《〈中國古代動物學史〉古動物名考誤》認為《動物學史》解釋動物名有隨意性, 作者訂正《中國古代動物學史》對《山海經》中“仆累”“留魮”“何羅魚”“鱃”等十種動物名稱的誤釋[16]。高明乾、劉坤的《古籍〈詩經〉中的魚類古漢名考證》考證《詩經》中“鱣”“鮪”“鰥”“鱮”“鲿”等魚類, 通過分析, 作者認為, “鱣”是鱘魚和鰉魚的古稱;“鮪”即今之鱘魚;“鱮”是今天的鰱魚;“鲿”是黃顙魚[17]。閔宗殿的《魚類異名錄》收錄古籍中以魚類為代表的動物異名[18,19]。郭貴良等人所著《東北地區5種柳根魚考證》對東北地區“柳根魚”的魚類進行分類命名和生活習性考證, 確定東北地區所稱“柳根魚”是指分布在東北地區的五種鯉科魚類的統稱[20]。賴雷成的《“豬魚”考補》考證“豬魚”即河豚[21]。程杰的《三道吳中風物, 千年歷史誤會———西晉張翰秋風所思菰菜、莼羹、鱸魚考》對古今藝書中記載:“鱸魚”進行考辨。他認為《搜神記》中“鱸魚”只是一個地區名產概念。六朝至唐諸多信息表明, 鱸魚并不只產于松江;古人一般所說鱸魚, 是現代所說花鱸之類[22]。覃小航的《越地“蛟龍”原型考》對東西越地“蛟龍”原型考證, 作者認為蛟龍原型來源不同。越地東部“蛟龍”的原型應為廣東一帶的古灣鱷;西部越地“蛟龍”原型為大白鱔[23]。吉成名的《蛟龍考》在《越地“蛟龍”原型考》基礎上再作考證, 指出蛟龍在東越地區指鱷魚、鯊魚等兇猛大魚, 在廣西則指大白鱔[24]。楊秀英、沙大禹的《鯨魚考》對鯨魚古代名稱詳加辨析, 探討鯨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異名、區域分布。作者認為古人對“鯨”的認識不晚于殷商, 三國之后稱“鯨鯢”, 唐朝多以“海鯨蝤”稱鯨魚, 明清地方志中“大魚”即為鯨魚。“鯨蝤”同“鰍”都指鯨魚, 海鯨蝤指鯨魚, 只說“鯨蝤”, 有可能是“泥鰍”。文獻中的鯨魚以“房魚、巨魚、魴魚、鰍龍、海翁”見于記載。《記海錯》中描寫的海豚指的是“河豚”。作者指出古人缺乏對海洋生物的科學認識, 有時會把“鯊魚”誤認為是“鯨魚”, 充分考慮當時的地理環境和各地的風俗習慣, 才能更準確地把握歷史文獻中關于“大魚”的記載[25]。陳亮的《海禁與生計:明清以來閩臺沿海的帶魚捕撈》對明代至民國時期閩臺沿海地方志所記載的帶魚進行魚名辨析和區域劃分。他認為《閩中海錯疏》中所記“帶”為帶魚科帶魚屬下的帶魚, “帶柳”應是帶魚屬下的小帶魚, 二者在福建沿海較為常見。作者指出, “帶柳”至今仍是霞浦、羅源、長樂等地對小帶魚的俗稱[26]。施白南和陸云蓀的《我國早期有關鱘魚類記述的研究》對我國古代有關鱘魚的經濟利用和捕撈方法做了歸納總結, 對鱘魚類三種魚名的古稱分別敘述。他指出, 我國早期文獻上的“鱏、鱣、鮪、鰉魚、牛魚”、“鱘鰉魚”即鱘魚, “鱏”和“鮪”是白鱘。古代“鱘”“鰉”不分, 稱鱘魚為黃魚, 后來普遍寫作“鰉魚”或“鱑魚”[27]。孫勇和袁傳宓的《我國古代關于鰣魚的研究》對我國歷代有關鰣魚的資料做了歸納總結。作者認為, 鰣魚稱謂由溯洄游時間得名:“鰣魚”“時魚”“小麥魚”“三來”“三鯠”等;以形態特征得名箭魚等;以食用得名瘟魚、鯦等;以各地方言得名“魱鮥”等[28]。華夫等人收錄水族類詞條[29]。

  (二) 海產分類研究

  我國學者對古籍整理方面的研究, 多運用現代生物分類知識對古代魚類進行分類研究。李約瑟、成慶泰的《中國古代動物學史》書中第四章對《爾雅》《管子》《禮記》《呂氏春秋》《考工記》《本草綱目》的動物分類系統做分析, 探討中國古代分類學的哲理基礎, 對比中西方動物分類學。認為, 中國分類學在公元前4世紀略見端倪, 自17世紀后停滯, 20世紀初又開始發展[13]。

  洪緯的博士論文《明清以來傳統魚類分類方法研究 (1491~1947) 以福建省為中心》構建了傳統時代福建省魚類分類體系, 以《閩中海錯疏》中魚名為切入點探討魚類命名、名稱演化和分類系統[30]。洪緯、曹樹基的《〈閩中海錯疏〉中的魚類分類體系探析》分析了《閩中海錯疏》中的魚類分類體系, 認為屠本畯采取分類指標較為宏觀, 不如現代分類體系分類性狀微觀[31]。洪緯的《進步與功利并存:〈新爾雅〉與中國近代魚類知識的傳播》從《新爾雅》中解釋近世動物學啟蒙階段的魚類知識, 對其在當時的局限性和謬誤做了分析[32]。

  楊秀英的《比目魚考》研究了古人對比目魚的認識過程, 指出按現代科學分類, 比目魚是鰈形目魚類的總稱[33]。朱元鼎的《中國鲀形目魚類的地理分布和區系特征》調查認為, 中國魨形目魚類以南海種類最多共88種 (總數的90%) [34]。紀元的《中國東方鲀屬魚類命名歷史和名稱辨析》回顧鲀科魚類近代科學命名的歷史, 對中國東方鲀屬魚類的科學命名進行研究辨析, 對鲀類命名混亂的問題做指正[35]。鄭澄偉的《我國古代對鯔科魚類的研究成就》對我國古代鯔科魚類進行分類。認為我國古代鯔類研究大體歸為形態分類, 生態習性、捕撈、養殖、利用等方面。他推斷閩粵地區所說“烏魚”就是鯔魚。“子魚”今名為棱鯔。從《魚經》中描寫可知, 我國鯔魚養殖至少有四百年左右的歷史。三千多年以前, 鯔魚已成為王公貴族的食品之一[36]。王民生的《中國古代利用海藻的考證》考證了我國古代海藻利用的主要種類、利用價值和食用方法。他認為, 中國是世界上利用海藻最早而且最為廣泛的國家之一。中國古代專作食用和專作藥用的海藻各有6種和1屬, 食用兼藥用的有8種和2屬[37]。

  三、資源、漁場及生態問題研究

  南海是我國五大海區中最大的海區, 是中國最大的一塊海洋國土[38] (P2) 。王濤的博士論文《明清以來南海主要漁場的開發 (1368~1949) 》認為, 明清時期南海漁業形成多層次作業體系, 對漁場開發和漁業資源利用達到巔峰。此期是南海漁場開發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期漁業政策、海洋環境、捕撈技術和市場貿易都影響著漁業發展[39]。陳亮的《海禁與生計:明清以來閩臺沿海的帶魚捕撈》以帶魚為例認為, 明清兩代閩臺沿海各地帶魚漁場、魚汛、洄游路線與現代漁業調查基本一致[40]。張震東、楊金森的《中國海洋漁業簡史》敘述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海洋漁業史。書中第一章對廣東省漁場開發、海洋漁業生產特點做了概述。作者指出, 明清時期沿海以至西沙群島、南沙群島的外海漁場均被發現和利用, 與東海、黃海不同的是, 南海有經濟價值的魚類沒有一種有突出產量。整本書缺少對明清海洋漁業史的分析和探討[41]。司徒尚紀的《嶺南海洋國土》敘述了嶺南海洋國土自然環境和嶺南海洋國土開發簡史及南海海洋生物資源開發情況。指出, 明清時期中國王朝對南海諸島及其海域主權做了進一步確立并深入擴大了傳統海洋[42]。夏章英的《南沙群島漁業史》較全面地介紹了我國南沙群島漁業開發史和漁業發展史[43]。

  周晴的《清民國時期珠江三角洲海岸灘涂環境與水產增養殖》以珠江口伶仃洋海岸灘涂的主要水產牡蠣、白蜆、禾蟲為中心, 討論了清代和民國時期珠江三角洲河口灘涂水產養殖業特點。她認為, 在傳統時代珠江口的海岸帶開發過程中, 對海洋環境的利用, 特別是海洋生物資源的利用、養殖都蘊含著深厚的地方生態知識[44]。另外, 周晴的《傳統時代南海九江的魚苗養殖業與桑基魚塘》以魚苗養殖為中心, 分析清代以來至20世紀中葉, 傳統時代南海九江地區的地理環境特點和桑基魚塘農業經營的特色。認為南海九江地區的桑基魚塘自明末清初已大量出現, 九江地區長期以來壟斷了捕撈魚苗的技術, 這一帶的池塘以飼養魚花為主。到清末時, 九江的桑基魚塘循環農業經營技術已十分成熟[45]。

  楊秀妮的《海洋與潮汕———民國潮汕海洋漁業史研究》梳理了潮汕海洋漁業發展歷程, 揭示海洋文明與潮汕社會的互動關系。作者認為, 民國時期的潮汕海洋漁業在捕撈工具、技術、生產組織形式上仍沿用傳統的作業方式, 是傳統漁業的延續[46]。宋詞的《民國潮汕海產考》對民國潮汕七縣的海產名實、用途、養殖、捕撈做考證。作者對民國潮汕八種捕撈業做介紹;對民國潮汕地區海產研究進行補充[47]。

  葉恒碩士學位論文《民國廣東海洋漁業研究———以粵東沿海為中心》從民國時期廣東漁政機構設置、水產研究及水產教育、粵東漁業資源、粵東疍民等方面, 探討了民國粵東地區海洋漁業發展脈絡。他認為, 民國廣東漁業重心是海洋捕撈和海水養殖, 以水陸交通便利的汕尾港為中心的粵東沿海區域也尤為突出;粵東沿海水產養殖歷史悠久, 養殖品種豐富, 蠔和蚶是養殖大宗[48]。

  四、漁政制度

  關于漁政制度對漁業產生的影響, 學術界主要集中在明清兩朝粵閩的探討。陳亮的博士論文《國家、技術與市場:閩臺沿海海洋魚類種群結構變遷原因研究 (1492~1966) 》論證了海洋政策對漁業生產的影響, 作者認為, 國家制度是最主要的因素。第三章作者認為, 明清兩代的海禁政策對福建沿海漁業資源開發過程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49]。楊培娜的《“違式”與“定例”———清代前期廣東漁船規制的變化與沿海社會》以清代前期廣東漁船規制的形成過程為例, 討論王朝典制與沿海社會之間的政治關系。作者認為, 清代漁船制度的建立, 是嘗試進一步規范和管理沿海地區漁民活動的體現。文章討論僅限于制度的變更, 未能真正涉及清代廣東漁船規制的實際運作過程[50]。劉黎的《明清時期廣東海洋漁業研究》指出, 明清時期廣東漁民從“采捕型”經濟發展模式開始向“生產與遠洋型”的海洋漁業發展[51]。歐陽宗書的《海上人家:海洋漁業經濟與漁民社會》第五章論述了明清時代漁業政策管理。作者認為, 明清時代, 在最大限度的范圍內最有效地控制和確保漁業的安全生產是明清兩代共同遵循的漁政方針。朝廷中央漁政的搖擺性、地方漁業政策的差異性及地方官吏腐敗等內在因素的影響, 使明清時代出臺的應急性措施在具體運作過程中實際效果大打折扣[52]。黃輝全的《清代東山〈漁網碑〉與金門〈嚴禁漁網陋規碑記〉考》通過對銅山金門碑記的考證, 認為, 乾隆末期海盜猖獗, 迫使東山和金門水師共同保護福建海域[53]。孟慶順、宋灝巖的《試析20世紀澳門漁業興衰的原因》通過對澳門漁業政策的解讀, 分析了導致澳門漁業興衰的原因[54]。周廣川、劉志華的《香港漁農業發展史論略》回顧香港漁農業歷史和漁政制度, 對香港漁業面臨的問題進行了思考[55]。

  稅賦是漁政制度的一個重要方面, 學術界也有討論。閆富東的《清初廣東漁政述評》考察清初廣東官府管理漁民和征收漁稅的方式。認為, 除漁政本身的弊端外, 清朝的對外政策也給疍民造成巨大的影響[56]。王雙懷的《明代華南的漁業生產》指出, 明王朝在華南地區設置“河泊所”, 征收漁業稅[57]。尹玲玲的《論明代廣東地區的漁業分布》從河泊所的設置分布、漁業課稅征繳額度等方面論述明代廣東的漁業分布。尹玲玲和王雙懷都認為, 魚課過重是阻礙明代華南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58]。尹玲玲的《淺論明代的漁業稅制》探討了明代漁業的征課水域與征收方式, 認為明代漁稅是政府財政稅收的重要來源, 魚課鈔及漁鹽稅一直存在, 漁政制度管理上存在諸多弊端[59]。唐元平等人的《明代西江下游的漁業經濟———以肇慶府為中心》以肇慶府為例, 通過對明代西江河泊所的設立、魚課的征收論述, 認為明后期河泊所制度廢撤是導致漁民生活困頓的原因[60]。

  五、疍民研究

  疍民是從事海洋漁業的重要族群, 民國時陳序經已進行專門研究, 近年來, 學術界亦進行研究。

  關于疍民族群起源文化的討論。詹堅固的《試論疍名變遷與疍民族屬》對“疍民”進行界定, 辨其名實。指出“疍”作為族群名稱, 在不同歷史時期內涵不斷變化, 并非始終都指代同一族群[61]。詹堅固的《宋代疍民考略》同時指出, 宋代是水居疍民歷史時代的開端, 宋代政府初步建立起的制度基本為后世政府繼承[62]。夏遠鳴的《明清時期東江水域的疍民》對明清時期東江干流及其支流上的水上居民歷史作簡要概述。對于東江水道上貿易與疍民關系, 生態環境、經濟社會發展所帶來的疍民問題并未作更多研究[63]。陳仲玉的《閩江流域的“曲蹄”族———兼談馬祖列島的曲蹄》認為, 自古生活在中國東南與東南沿海的所謂“疍民”, 他們是古代百越族的后裔, 也可能是“南島語族”的遺留[64]。

  關于疍民活動的研究。傅貴九的《明清疍民考略》就明清時期疍民對封建統治壓迫的反抗作探究。作者認為明代疍民的身份和經濟地位都與一般人不同, 疍民遭遇不公的情況延續到清代雍正初年削除賤籍才有改變[65]。蕭鳳霞、劉志偉的《宗族、市場、盜寇與疍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與社會》從人類學角度揭示明清時期珠江三角洲強宗大族對疍民的打壓和經濟資源爭奪的歷史, 作者探究在國家和地方社會的締造過程中, 漢疍、農商、民盜、沙田區與民田區分類是如何出現的。作者指出珠江三角洲沙田上的文化界限是流動不定的[66]。葉顯恩的《明清廣東疍民的生活習俗與地緣關系》就疍家種族和陸上漢人做區別, 對明清時期疍家獨特的文化特點及文化固化原因進行分析。認為疍民文化的傳承性處于休眠狀態, 缺乏接受外來文化的活力和文化創新機制, 是因襲守舊的結果。從他們的身體生理特征、生活習俗到觀念文化, 都標志他們具有依附于水域的黏著性[67]。趙莞麗的《明清時期廣東的水上居民》把廣東疍民放在明清海洋經濟的大背景下, 探討明清疍民的族源、分布及明清時期疍民的政治經濟地位、官府對疍民的管理、疍民和海盜及疍家民俗。作者認為, 明清以前, 疍民在生產經營上保持單一的一家一艇制, 相互聯系不緊密;到明清, 疍民已成為廣東人口的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成為海洋社會經濟重要組成部分[68]。

  六、總結

  上述論文及著作從文獻、魚類名實及分類、資源漁場及生態問題、漁政制度、海洋社會經濟、疍民研究等不同學科、不同角度進行分析。為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粵閩海洋漁業史做了非常扎實的工作。然而, 在這些研究中, 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對于粵閩水產譜錄著作研究參差不齊, 系統全面的研究較少。 (如《海味索引》 (明張九峻/屠本畯) 、《魚品》 (明顧起元) 、《鶴魚譜》 (明王象晉) 朱砂魚譜 (明張謙德) 、《海錯百一錄》 (清郭柏蒼) 、《江南魚鮮品》 (清陳鑒) 、《魚談》 (清郭欽華) 、《南海縣西樵塘魚調查問答》 (清羅振玉) 、《然犀志》 (清李調元) 、《水品全秩》二卷 (明徐獻忠) 。二是粵閩水產研究調查都是數年前的基本資料, 在描述的系統性、精準性、時效性等方面存在不足。三是學者多研究魚類資源方向, 而中國魚類基礎分類研究方面尚不夠系統。四是對于魚類同種異名、異名同種問題, 無法形成統一規范。五是缺乏對明清粵閩漁場進行深入的研究探討, 缺乏將海洋漁業視為一個產業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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