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堂首頁 | 文獻求助論文范文 | 論文題目 | 參考文獻 | 開題報告 | 論文格式 | 摘要提綱 | 論文致謝 | 論文查重 | 論文答辯 | 論文發表 | 期刊雜志 | 論文寫作 | 論文PPT
學術堂專業論文學習平臺您當前的位置:學術堂 > 法學論文 > 法律論文 > 軍事法論文

軍事刑法領域采用“軍法從嚴”理念的價值

時間:2019-06-26 來源:武陵學刊 作者:萬志鵬 本文字數:10427字

  摘    要: 中外軍事法均緣起于戰爭需求, “軍法從嚴”歷來是軍事法的特色。在軍事刑法領域, “軍法從嚴”意味著軍人實施違背軍事職責、侵犯軍事利益的犯罪比其他犯罪應當承受更重的刑事責任, 這是由軍事刑法的特殊目的決定的。“軍法從嚴”滿足軍事活動規律的內在要求, 符合特別刑法的基本要義, 應當成為軍事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

  關鍵詞: 軍法從嚴; 軍事刑法; 軍事職責; 軍事利益;

  Abstract: Military law comes from war in all countries. "Enforcing military law strictly"has always been the characteristic of military law. In the field of military criminal law, "enforcing military law strictly"means that soldiers should bear mor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for committing crimes against military duties and interests than other crimes,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special purpose of military criminal law. "Enforcing military law strictly"meet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s of the military activities and the basic rules of special criminal law. It should be one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ilitary criminal law.

  Keyword: enforcing military law strictly; military criminal law; military duty; military interests;

  軍事刑法屬于軍事法與刑法交叉的部門法, 是為了保障特殊軍事利益而制定的特別刑法。自198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軍人違反職責罪暫行條例》 (下文簡稱《暫行條例》) 被吸收進入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下文簡稱97刑法) 之后, 我國專門的軍事刑法典已不復存在。但是, 由吸收《暫行條例》而來的刑法分則第十章——軍人違反職責罪毫無疑問屬于實質上的軍事刑法。修訂后的97刑法明確引入了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則, 同時其派生原則如刑法謙抑、刑罰人道等為現代刑法廣泛承認, 由此引發的問題便是如何與軍事刑法的傳統價值取向相兼容?眾所周知, “軍法從嚴”歷來是軍事法的特色, 然而“軍法從嚴”是否屬于包括軍事刑法在內的所有軍事法的基本原則?如果承認“軍法從嚴”作為軍事刑法的基本原則, 如何與當代刑法提倡的寬容、節儉之類價值保持協調?這些問題, 都值得深思。基于此, 本文嘗試從軍事刑法的歷史出發, 探討“軍法從嚴”在軍事刑法領域的應有價值, 進而為確立軍事刑法中這一特殊原則提供理論依據。

  一、歷史上的軍事法一貫存在從嚴傳統

  (一) 中國古代“軍法從事”即軍法從嚴

  軍事法的誕生都與人類的戰爭活動密不可分。《左傳·成公十三年》曰:“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1]古代社會的大事, 一是祭祀, 二是戰爭。這二者又有密切聯系:祭祀是以特定的儀式表達對祖先和自然的尊崇, 是維系族群認同的精神手段;戰爭則是以武力的形式解決部族之間的糾紛, 是保障族群生存和發展的必然選擇。祭祀活動蘊含著權力來源的合法性, 而戰爭活動則保證了這種權力不受侵犯。由此也可以解釋, 人類社會自形成以來, 氏族和部落之間的戰爭連綿不斷。毫無疑問, 戰爭催生了軍事法。中國古代向來有“刑起于兵”的說法。《尚書·呂刑》記載:“蚩尤惟始作亂, 延及于平民, 罔不寇賊, 鴟、義、奸、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 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 曰法。”[2]《漢書·刑法志》在解釋禮、刑的起源時說:“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禮, 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 其次用斧鉞……”[3]在這段論述中可以見到禮與刑的相互關系:因為“天秩”的需要而制作“五禮”, 因為“天討”的需要而制作“五刑”。禮與刑, 其實都是法律, 只不過前者側重于維持和平秩序, 后者側重于保證戰爭勝利。進而可以推論, 中國古代軍事法的起源與刑法的起源頗具同步性, 為了保證作戰的勝利, 必須制定嚴格的軍令;為了保證軍令得以嚴格執行, 必須制定嚴厲的刑罰。著名學者張晉藩考證說, 在原始社會末期, 氏族首領為了保證本氏族在與其他氏族的部落戰爭中取得勝利, 首先制定了軍法[4]。實際上, 軍法的背后必定是刑罰, 軍法和刑法是無法截然分開的。夏朝的“甘誓”、商朝的“湯誓”、西周的“牧誓”等, 既是軍法同時又是刑法的表現形式1。不過, 在中國古代詞語中, “軍法”一詞何時產生, 還有待考證。筆者找到的較早的古籍記載是《漢書·王莽》中的記載:“敢有趨讙犯法, 輒以軍法從事。”[5]依照現代法律的觀念, 這里所謂“軍法從事”意思就是依照軍事刑法的規定從嚴處罰、嚴懲不貸。《三國志·孫破虜討逆傳第一》也記載:“南陽太守稽停義兵, 使賊不時討, 請收出案軍法從事。”[6]從史料的情況來看, 依照軍法從事的后果是非常嚴厲的, 犯罪軍人往往被判處死刑。對此, 國人更加耳熟能詳的是諸葛亮斬馬謖的典故。對于“大意失街亭”的馬謖, 諸葛亮如此闡明軍法從嚴的理由:“昔孫武所以能制勝于天下者, 用法明也。今四方分爭, 兵戈方始, 若復廢法, 何以討賊耶?合當斬之。”[7]馬謖也曾立下赫赫戰功, 但一旦被“軍法從事”, 便難以逃脫嚴厲的懲罰。在古代戰爭的環境下, “軍法從事”幾乎就是軍法從嚴的代名詞。

軍事刑法領域采用“軍法從嚴”理念的價值

  (二) 外國古代軍事法對軍事犯罪處罰嚴厲

  外國軍事法同樣伴隨著戰爭而生。據考證, 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 兩河流域的薩爾貢王在征服阿卡德地區的戰爭中就組建了常備軍, 制定有規范軍隊的法律制度[8]3。古巴比倫王國的軍事法內容體現在《漢謨拉比法典》中, 其中許多規定都體現了軍人的地位和權利義務。作為特殊的自由民, 軍人有義務為國王征戰, 而軍事犯罪主要就是“不從王征”和“雇人以自代罪”, 這兩種軍人瀆職犯罪都要處以死刑, 并沒收其份地[8]12。在古代印度的《摩奴法典》中, 有“決不能臨陣脫逃”“決不應該對敵使用奸詐兵器”“不打擊弱者”“不要打擊俘虜”“要嚴格保密”之類明顯帶有軍事法令色彩的規定, 反映了人類早期的戰爭法觀念[9]。古羅馬國家的形成同樣是征戰的過程, “王權的核心必定在于軍事權力和宗教權力”[10]。羅馬人的尚武精神和征服四周的需要, 決定了古羅馬軍隊的紀律 (法律) 十分嚴明, 甚至到了十分殘酷的程度:凡有臨陣脫逃、動搖軍心、違抗軍令等表現者, 一律在施加酷刑后斬首;如果是整個部隊在作戰中膽怯后退, 則采取“什一抽殺律”, 即讓士兵排成隊列, 每十人中抽殺一人。軍人即使犯輕微的罪行, 也會面臨鞭笞、降薪、苦役或者剝奪公民權等懲罰[8]45。在羅馬帝國后期, 查士丁尼為了恢復帝國的版圖極為依賴強大的武力, 其制定的軍事法規定, 即使自殘的士兵也要處以死刑[11]。在日耳曼早期的法律中, 犯罪的種類并不多, 但是明確規定對叛變和臨陣脫逃的人處于絞刑, 對在敵前懦弱退卻者沉于沼澤之中[12]。由此可見, 外國古代軍事法的核心要旨與中華法系有高度相似性, 都是為了鞏固軍隊的紀律, 贏得戰爭的勝利, 從而鞏固王朝的政權。為了維持軍法的威嚴, 設置嚴厲的懲罰后果就是必然的。無論在中外, 歷史上的軍事法都以極其嚴厲的面貌展現在世人面前。

  二、近代以來的軍事刑法普遍奉行從嚴立場

  (一) 近代以來軍事法的分野以及軍事刑法的形態

  進入近代以來, 社會關系的日益復雜使得法律的分野日漸明顯, 不僅軍事法逐漸成為特殊的集合性部門法律, 軍事刑法也因其自身在調整領域、適用對象和規范手段等方面的特殊性而逐漸發展成獨立的部門法律。由于世界各國法律文化傳統的不同, 在部門法的分野過程中形成了幾種不同的軍事刑法表現形式:有的國家單獨制定了專門的軍事刑法典, 如1857年普魯士的《陸軍刑法》;有的國家把軍事刑法與軍事刑事訴訟法合并制定為統一的軍法典, 如1839年沙皇俄國的《軍事刑法》;還有的國家將懲治軍事犯罪所有相關法律綜合規定為統一的軍法典, 如1941年的《意大利軍事刑法典》、1950年的《美國統一軍事司法法典》。當然, 也有國家并無專門的軍事刑法或者集中的軍事法典, 有關軍事犯罪被規定在刑法典的專門部分, 如1950年的《朝鮮刑法典》。值得說明的是, 隨著社會的發展或者政權的變更, 有的國家軍事刑法的表現形式在不同歷史階段是不同的。如沙皇俄國時期的1839年《軍事刑法》還包含了刑事訴訟法的內容, 到了1924年蘇聯時期的《軍人犯罪條例》就僅僅是單行軍事實體法。我國北洋政府于1915年先后頒布有《陸軍刑事條例》《海軍刑事條例》, 這是根據軍種的不同分別制定的軍事刑法, 南京國民政府則于1929年頒布了統一的《陸海空軍刑法》2。1949年后, 我國曾一度醞釀制定專門的軍事刑法, 但因種種原因而未出臺。1979年首部刑法典出臺后不久便另外專門頒布了《暫行條例》, 在1997年修訂刑法時又將《暫行條例》整編為刑法分則的一章。形式上的變化只是表象, 重點是無論采取何種形式, 各國都普遍奉行軍法從嚴的刑事政策, 反映在立法上便是對軍事犯罪采取重刑主義。

  (二) 近代中國的軍事刑法及其嚴厲特征

  中國近代軍事刑法史幾乎就是一部重典治軍的歷史。自鴉片戰爭以來, 中國面臨著越來越嚴重的內憂外患, 清政府寄希望于“師夷長技以制夷”以救亡圖存。1888年北洋水師正式成軍, 為了使海軍建設正規化, 李鴻章親自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新式海軍法規, 其中最重要工作的就是仿照英國海軍法制定了《北洋海軍章程》。其中的“軍規”一章對各級軍職人員違犯軍令、軍事規范制度的罪行進行了詳細的規定, 可謂中國近代化軍事刑法的開端。根據《北洋海軍章程》的規定, 凡官兵臨陣逃亡者, 斬立決[13]。1895年, 袁世凱受命在天津小站編練“新軍”, 這是中國近代化新式陸軍的開端。為了嚴明軍紀, 袁世凱親自主持編制了《簡明軍律》等軍事法規。《簡明軍律》實質上就是一部陸軍刑法, 其中規定的20條中, 有18條設置了死刑, 如對于“臨陣進退不候號令及戰后不歸伍者”“臨陣回顧退縮及交頭接耳私語者”以及“臨陣操報不實詐功冒賞者”, 刑罰后果均是“斬”[14]405-406。隨著近代化軍隊的不斷發展, 為了實現重典治軍的效果, 晚清政府準備仿效日本, 在《欽定大清刑律》 (即《大清新刑律》) 之外單獨制定軍事刑法, 后因辛亥革命的爆發而未成。

  在推翻滿清王朝的革命過程中, 孫中山、黃興等人專門為革命軍制定了22條軍紀, 其中規定犯“不聽號令”“反奸”“降敵被獲”“私通軍情于敵”“泄露軍情”“臨陣退縮”等13種罪行的都處以“殺”;而有“勒索強賣”“私斗殺傷”“遺失軍械資糧”這3種罪行的, “論情抵罪”;對于犯“獲敵軍資糧軍械藏匿不報”“私入良民家宅”“盜竊”“賭博”等6種罪行的軍人, 則規定“罰”[15]。從其規定的內容可知, 該軍法規定的完全是以刑罰威嚇的禁令, 諸如違抗命令、擅闖民宅、敲詐勒索等罪行, 軍人實施的后果一律為死刑。該軍法不僅是地道的軍事刑法, 而且出于維護革命秩序的需要, 其刑罰可謂空前嚴厲, 對于涉及戰斗利益的軍事犯罪無一例外規定了死刑。武昌起義成功后, 湖北軍政府頒布的第一個軍事法令規定:“軍隊中上至都督, 下至兵夫, 均一律守紀律, 違者斬;……違背命令不受調遣者, 軍隊干部不遵約束者, 強當鋪當軍裝者, 擅入民家、苛索錢財或私自縱火者, 擅自放槍、恐駭行人者;挾私仇殺同胞者, 皆斬。”[14]426不難看出, 湖北軍政府頒布的臨時軍事法令相比孫中山、黃興領導的革命軍軍律更為嚴厲。近代中國軍事刑法的嚴厲不僅體現在臨時軍法, 作為正式軍事刑法典的1929年《陸海空軍刑法》同樣如此。當時該法規定的103個條文、108個罪名中, 掛死刑的就有44個條文、57個罪名, 死罪數量比重占全部罪名的52.8%, 遠遠高于同時期的《中華民國刑法》。至于抗戰時期國民黨頒布的《戰時軍律》《國軍抗戰連坐法》等戰時特別軍事刑法, 其嚴厲程度更是遠高于一般刑法, 違犯者的刑事責任亦遠重于平時。

  (三) 近代外國的軍事刑法及其重刑主義

  外國近代的軍事刑法同樣顯現出重刑主義的特點。在反對封建專制的斗爭中, 歐洲各國新興的資產階級十分倚賴軍事力量打破王權和神權的桎梏, 在資本主義政權和新興民族國家的塑造中, 軍隊的地位舉足輕重。為維持軍隊對政權的忠誠, 保障軍隊的戰斗力, 各國軍法均以嚴厲為要旨。如1689年英國的《兵變緊急治罪法》規定:“官兵如以煽動、唆使或參與軍中之抗命、暴動或叛亂者, 得處死刑, 或由軍事法庭酌處適當之刑。”該法頒布的背景, 便是1688年英國國王與新教教徒發生沖突而引發了革命。在歐洲大陸, 法國于1378年最早制定了成文的軍事刑法, 其后是德國 (1487年) 、荷蘭 (1590年) 、瑞典 (1621年) 、俄羅斯 (1715年) 等國家[16]。這些國家軍事刑法規定的犯罪不盡相同, 但共同的特點是其刑罰比普通刑法典更為嚴厲。

  美國獨立戰爭時期誕生的軍事刑法——1775年《陸軍刑事條例》是以英國陸軍刑法為藍本制定的3。該《陸軍刑事條例》規定犯泄密罪、煽動叛變罪、投敵罪等罪行的軍人都處以死刑。1776年, 美國大陸會議發布《獨立宣言》, 在宣布獨立的同時宣稱人人生來皆有生命權、自由權及追求幸福的權利, 而且這些是“不可剝奪的權利”, 但這些基本人權的宣示完全不影響之前發布的軍事刑法的嚴厲性, 只不過在南北戰爭之后國會通過不斷修訂《陸軍刑事條例》才逐漸廢除了鞭刑、烙印等肉刑。195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美國統一軍事司法法典》, 改變了沿襲英制的傳統, 將所有軍事刑法集中規定在一部法典之中, 至今為止仍然保留著10多個罪名的死刑。這些都說明, 即使生命、自由等“天賦人權”被資本主義國家憲法奉為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 即使罪刑均衡、刑罰人道等理念成為近代以來刑法領域的基本共識, 但介乎于刑法與軍事法之間、有特殊價值追求的軍事刑法仍然一貫奉行嚴厲的刑事政策, 在維護軍事利益與刑罰寬和的價值平衡中, 軍事刑罰總是傾向于前者。

  三、軍法從嚴符合軍事利益需求與法治原理

  (一) 軍法從嚴是軍事活動規律的內在要求

  軍事刑法處于刑法與軍事法的交叉地帶, 既應當滿足刑法的一切基本原則, 也應當兼顧軍事法的特殊原則。從某種意義上說, 軍事刑法的制定和適用更應該重視其“軍事”的目的和價值。軍事, 是“一切與戰爭或軍隊直接相關的事項的統稱。主要包括國防建設與軍隊建設、戰爭準備與戰爭實施”[17]。眾所周知, 軍事在人類社會中是一種最極端的對抗活動, 它的核心是使用武力。沒有以軍隊這種有組織的武力為后盾, 便不可能在這種最極端的人類對抗中取得勝利。所以《孫子兵法》開篇即說:“兵者, 國之大事, 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18]毛澤東更是精辟地總結出“槍桿子里出政權”的政治軍事名言。一支紀律渙散的隊伍, 不可能經得起嚴酷戰爭的考驗。正因如此, “刑”與“兵”之結合鑄造出來的軍事刑法, 注定需要比一般法律更“硬”的特質, 以此來維持軍隊的紀律, 保證軍隊的作戰意志和作戰能力, 最終贏得戰爭的勝利。

  有人也許會認為, 如果把軍事和軍隊的重要性突出到一個顯要的地位, 可能給人以窮兵黷武之感覺, 與當下我國“和平崛起”的形象不符, 也與民主憲政的潮流格格不入。筆者以為, 這種疑慮實不必要。首先, 戰爭與和平從來都是相對的, 所謂“冷戰”正是對這種不戰不和的中間狀態的形象描述。當今世界范圍內的軍事沖突和動亂, 并不亞于美蘇集團“冷戰”時代, 所謂“后冷戰”時代的世界格局并不是太平的。尤其是在我國周邊地區潛在的“熱戰”危險從未遠去, 有時甚至一度激化成臨戰狀態。國際局勢的復雜和維護主權的需要, 決定了我國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具有當然的合理性。其次, 重視軍事并不代表忽視民主政治的建設, 也不代表背離法治。相反, 強大的軍力能夠有效地保衛民主, 而軍力的建設、使用完全可能而且也應該納入法治的軌道。這也是我們提倡依法治軍的根本原因所在。美國自1775年《陸軍刑事條例》通過以來, 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 如今已經建成以《統一軍事司法法典》為中心的龐大復雜的軍事法律體系。實際上, 無論在哪個國家, 軍事法相對于其他法律都是特殊的, 這是由軍事法所保障的法益所決定的。軍事刑法的存在, 無論在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都是為了維持國家武力的有序性, 保證軍事利益不受侵犯, 最終維護國家安全, 這與普通刑法的保護法益有顯著的差別。這就決定了軍事刑法在罪名的設置、構成要件的安排、刑罰的種類及輕重等方面都需要滿足保障軍事利益和懲治軍人犯罪的需要, 在不違背刑法基本原則的前提下, 它應當充分體現刑事政策中“嚴”的一面。而且, 與平時軍事刑法相比, 戰時軍事刑法又應當更加嚴厲。從這個意義上說, 軍事刑法設置較多的死刑罪名具有一定合理性。

  (二) 軍法從嚴是軍事法的基本原則之一

  “軍事法基本原則是指能夠反映軍事法的本質內容和基本精神, 構成軍事法律規范的原理、基礎, 對軍事法的制定和實施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基本準則。”[19]31也就是說, 軍事法的基本原則是全部軍事法律制度賴以存在的基石, 它的基本內容和價值取向對各部門軍事法具有制約作用。軍事法的基本原則有哪些, 不同學者之間有不同看法。大體而言, 有這樣幾類說法:其一, “三原則說”, 即:維護國家軍事利益原則、高度集中統一原則、軍法從嚴原則[20];其二, “四原則說”, 即:軍事利益優先原則、軍事權集中統一原則、軍人權利保障原則、軍人榮譽保障原則[21];其三, “五原則說”, 即:以憲法和法律為依據原則、保障軍事利益不受侵害原則、高度集中和統一原則、軍事人員權利和義務相統一原則、服從國家大局和整體利益原則[22];其四, “六原則說”, 即:維護軍事利益原則、保障高度集中統一原則、保障軍人權益原則、依法治軍原則、維護世界和平原則、軍民融合原則[19]32。

  筆者認為, 體現獨立部門法特殊原則的軍事法基本原則, 既應當對全部軍事法律的制定、適用具有指導意義, 又應當體現軍事法律本身應有的特色, 同時也要注意不能把屬于軍事學或者戰役學而不是法學的內容納入進來。軍事法的基本原則應當具有高度概括性, 但也不宜過于抽象而無法把握。在此視野下, 所謂以憲法和法律為依據的原則, 其實是法治的基本精神, 是任何部門法都應遵循的通則, 并非能夠體現軍事法特色的基本原則;所謂集中統一原則也不適宜成為軍事法的基本原則, 它反映了高度集中軍事指揮權、集中優勢兵力等軍事戰略上的原則, 但不是軍事法的問題;所謂保障軍人權利或者榮譽的原則、軍人權利義務相統一的原則, 雖然比較突出地反映了某些軍事法律 (比如軍事人事法) 的特點, 但尚不足以上升到指導、制約全部軍事法的高度, 也不宜成為軍事法的基本原則;所謂服從大局和整體利益的原則, 以及維護世界和平的原則, 更不適合作為軍事法的基本原則, 因為它們過于抽象而缺乏實際的指導機能, 更像是政治口號而不是法律規則。筆者認為, 秉承法律原則的基本內涵, 立足于軍事法的部門特色和價值追求, 軍事法的基本原則應該概況為:軍事利益優先原則、軍法從嚴原則和戰時從嚴原則。限于篇幅和重點, 在此僅就軍法從嚴為何應當成為軍事法的基本原則做一些闡述。

  如前所述, 有些學者并未將軍法從嚴作為軍事法的基本原則, 但筆者以為該項原則在軍事法中不但必要而且非常重要。軍法從嚴, 顧名思義就是指違反軍事法的法律后果比違反一般法律更為嚴厲。軍事法主要規范的對象是武裝力量———軍隊和軍人, 它們是為進行戰爭而準備的, 因而包括軍事行政法和軍事刑法在內的所有約束武裝力量的法規都必須比約束平民和普通單位日常生活的法規更為嚴格和嚴厲。特別是對我軍這樣一支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而言, 軍紀是否嚴格更是關乎黨的生死存亡和民心向背的基本問題。在我軍歷史上, 像黃克功這樣雖有赫赫戰功但被軍法處決的例子充分表明了軍法的嚴格和嚴厲。毛澤東針對這一事例特別說明:“共產黨與紅軍, 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23]

  值得補充說明的是, 軍法從嚴并非僅僅是軍事行政處罰法、軍事刑法這種禁令色彩明顯的軍事法的專有原則, 它同樣適用于軍事組織法、軍事人事法、軍事設施保護法、軍事后勤法等相對“柔性”的軍事法。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兵役法》第67條第1款規定:“現役軍人以逃避服兵役為目的, 拒絕履行職責或者逃離部隊的, 按照中央軍事委員會的規定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第2款緊接著規定:“現役軍人有前款行為被軍隊除名、開除軍籍或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 不得錄用為公務員或者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工作人員, 兩年內不得出國 (境) 或者升學。”顯然, 現役軍人違反《兵役法》相關規定的行為, 不僅將為其帶來行政或者刑事上的責任, 而且還面臨著諸項個人權益或者資格上的減損, 可見軍法從嚴的原則使軍人承擔了比普通公民更多的義務和更重的責任。

  (三) 軍法從嚴是特別刑法的基本要義

  法律有一般法與特別法之分。軍事法屬于后者。通常情況下, 特別法是因為有特殊的法益需要通過特別的方式予以保護, 因而立法者設置了比普通法更周密的保護方式、更嚴重的法律責任而進行特別規制。作為特別刑法, 各國軍事刑法通常都對軍事犯罪采取嚴厲懲處的態度, 即對軍事犯罪的構成要件設置和法定刑安排采取比普通刑法較為嚴厲的立法傾向。以我國刑法為例, 雖然軍人違反職責罪被列為刑法分則的最后一章, 但其嚴厲程度, 是與分則第一章即危害國家安全罪首尾呼應的。在目前我國刑法保留的46個死刑罪名中, 危害國家安全罪一章占有7個, 軍人違反職責罪一章占有10個, 二者合計超過全部死刑罪名比例的三分之一。對于軍事刑法為何要采取重刑主義, 我國臺灣著名軍法學者刁榮華早已做了充分的解釋:“軍刑法采重刑主義, 其目的在制裁不法之軍人, 以維系軍紀, 加強戰力為著眼, 須知國家之生命, 尤賴軍力以維持之, 若軍力不濟, 何以擔當起保國衛民之重任, 為促其注意, 并使之不敢胡亂作為, 以采重刑為宜。”[24]

  具體而言, 軍法從嚴在我國軍事刑法中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 非軍人實施不構成犯罪, 軍人實施構成犯罪。如《刑法》第444條規定的遺棄傷病軍人罪, 其犯罪主體“直接責任人員”只可能是軍人, 一般而言是下令遺棄傷病軍人的軍官或者直接實施遺棄的其他軍人, 如果是普通公民對傷病軍人見死不救則不能構成犯罪。這類罪名還有戰時自傷罪、私放俘虜罪等。第二, 非軍人實施構成輕罪, 軍人實施構成重罪。如同樣是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軍人依法執行軍事任務的行為, 如果是非軍人實施的, 依照《刑法》第368條第1款以阻礙軍人執行職務罪論處, 法定最高刑是三年有期徒刑;即使按照《刑法》第368條第2款以阻礙軍事行動罪論處, 法定最高刑也僅為五年有期徒刑。但是, 如果是軍人實施, 則構成《刑法》第426條規定的阻礙執行軍事職務罪, 法定最高刑是死刑。類似的情況還有叛逃罪與軍人叛逃罪、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與故意泄露軍事秘密罪等。第三, 平時實施不構成犯罪, 戰時實施構成犯罪。比如, 服從上級命令是軍人的天職, 但下級軍人在平時違抗上級的命令, 只適用《中國人民解放軍紀律條令》等軍事行政法予以處罰。而在戰時違抗上級的命令, 則可能危害作戰行動, 構成《刑法》第421條規定的戰時違抗命令罪。屬于這種情況的還有放下武器投降敵人的行為, 雖然《刑法》第423條沒有明確“戰時”這一時間條件, 但條文使用的“在戰場上”卻從另一方面說明滿足該罪只可能發生在戰時。第四, 平時實施構成輕罪, 戰時實施構成重罪。如《刑法》第435條規定的逃離部隊罪, 由軍人構成, 但是若平時犯罪法定最高刑為三年有期徒刑, 而戰時犯罪法定最高刑則為七年有期徒刑。屬于這種情況的還有《刑法》第425條規定的擅離、玩忽軍事職守罪, 以及《刑法》第432條規定的故意泄露軍事秘密罪和過失泄露軍事秘密罪等。

  現行刑法的軍人違反職責罪一章是我國實質的軍事刑法。然而從1997年到2015年期間, 我國立法機關未對該章進行任何修正, 這與對其他章節的頻繁修正形成鮮明的對比。直至2015年《刑法修正案 (九) 》的出臺才改變這一狀況。軍人違反職責罪一章原有12個死刑罪名, 《刑法修正案 (九) 》取消了阻礙軍事職務罪和戰時造謠惑眾罪這兩個罪名中的死刑, 從此拉開了修訂、完善我國軍事刑法的序幕, 使我國軍事刑法向人道化方向邁進了一步。但是, 從歷史上看, 中外軍事刑法無論采取何種形式, 基本沿襲了軍法從嚴的傳統, 其典型特征是對軍事犯罪采取重刑主義。近代以來, 各國軍事刑法相繼以不同的獨立形式表現出來, 但軍法從嚴依然是堅守的基本原則。軍事刑法作為刑法與軍事法的交叉部分, 應當具有不同于普通刑法的特質, 這是由軍事犯罪侵害的是軍事利益與國防安全這種特殊危害性所決定的。軍法從嚴作為軍事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 具有正當性與必然性, 它與罪刑均衡、刑法謙抑、刑罰人道等現代刑法的基本原則和理念并不沖突。未來我國應對軍人違反職責罪一章進行進一步修訂和完善, 在堅持軍法從嚴原則的前提下, 改變軍事刑罰過重、軍事死刑過多的現狀, 推進我國軍事刑法的現代化。

  參考文獻

  [1]左丘明.左傳[M].長沙:岳麓書社, 2000:317.
  [2]張紫葛, 高紹先.《尚書》法學內容譯注[M].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4:111.
  [3]趙增祥, 徐世虹.《漢書·刑法志》注釋[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83:7.
  [4]張晉藩.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142.
  [5]班固.漢書人物全傳:4[M].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2014:1821-1822.
  [6]陳壽.三國志[M].北京:線裝書局, 2006:426.
  [7]羅貫中.三國演義[M].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6:569.
  [8] 周健.外國軍事法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
  [9]世界著名法典漢譯叢書編委會.摩奴法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213-215.
  [10] 格羅素.羅馬法史[M].黃風, 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4:30.
  [11]何勤華, 夏菲.西方刑法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6:121.
  [12]由嶸.日耳曼法簡介[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87:73.
  [13]閔光玉.軍律之殤:晚晴軍事法變革之旅[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3:97.
  [14] 周健.中國軍事法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
  [15]中國史學會.辛亥革命: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20.
  [16] 朱文溥.美國軍事法發展史與現行制度[M].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69:3-4.
  [17]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語[M].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1997:1.
  [18]孫子.孫子兵法[M].陳曦, 譯注.北京:中華書局, 2011:2.
  [19]薛剛凌, 肖鳳城.軍事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6.
  [20]圖們.軍事法學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2:69-81.
  [21]朱道坤.軍事法基本原則新辯[J].理論月刊, 2016 (7) :99-101.
  [22]張建田, 等.中國軍事法學[M].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1988:55-57.
  [23] 毛澤東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39.
  [24] 刁榮華.軍刑法實用[M].臺北:漢林出版社, 1982:3-4.

  注釋

  1 關于“甘誓”“湯誓”“牧誓”等古代軍法的具體內容分析, 可參見周健著《中國軍事法史》第21-44頁, 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2 該法于1929年9月25日公布后, 于1937年7月19日修正第2條、第112條至第122條。1949年之后, 臺灣地區繼續沿用該法, 并經多次修正, 最近一次修正于2017年4月19日。
  3 第二屆大陸會議通過《陸軍刑事條例》后的第三天, 喬治·華盛頓便被任命為大陸軍總司令, 領導美軍進行獨立戰爭。

    萬志鵬.“軍法從嚴”應當成為軍事刑法的基本原則[J].武陵學刊,2019,44(03):46-52.
    相近分類:
    • 成都網絡警察報警平臺
    • 公共信息安全網絡監察
    • 經營性網站備案信息
    • 不良信息舉報中心
    • 中國文明網傳播文明
    • 學術堂_誠信網站
    中国体育超级大乐透彩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