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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綠色發展績效綜合測評分析

時間:2019-05-17 來源:科技與經濟 作者:劉曉桐,鄧宏兵 本文字數:7178字

  摘    要: 從綠色經濟發展、綠色環境狀況、政府扶持力度3個方面構建中國區域綠色發展績效測度指標體系, 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對2012—2016年中國285個地區的綠色發展績效進行綜合評價, 并運用自然斷裂點法和Moran’s I指數法對中國區域綠色發展績效的時空演變特征進行分析。結果表明, 中國綠色發展績效較高的地區主要集中在環渤海地區、山東半島、長三角和珠三角等經濟較為發達的城市群地區, 以及生態環境相對較好的欠發達地區, 在空間分布上大致呈現從東向西綠色發展績效逐漸降低的特征。Moran’s I指數測算結果表明, 中國區域的綠色發展績效在空間上呈現一定的集聚效應。根據對中國區域綠色發展的績效測度分析, 提出了因地制宜制定政策, 推進區域綠色聯動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 綠色發展績效; 中國區域; 主成分分析; Moran’s I指數;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evaluationindex system for China's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en economy development, green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government support efforts. It adopts 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pproach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green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of 285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2 to2016, and usesthe natural fracture point method and Moran's I index method to analyze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gions with high green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more economically developed cities inthe Bohai Bay area, Shandong Peninsula,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the less developed regions with bet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generally shows the gradual decrease in the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The Moran's I index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een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of the regions in China shows clear agglomeration effect in spac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erformance of China's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o formulate polici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promote green regional linkages.

  Keyword: green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China regio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oran's I Index;

  自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五大發展理念以來, 綠色發展的理念逐漸深入人心, 十八大又提出“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和“建設美麗中國”的政策要求, 把綠色發展放在了中國現階段發展的非常重要的位置。十九大之后, “綠水青山”“藍天白云”的綠色理念被推上了新的高度, 2018年初召開的兩會更是將生態文明建設寫進憲法, 中國的環境治理和綠色發展已成為當今社會發展的重中之重。基于此, 對中國區域進行綠色發展的績效測度, 可以從宏觀角度對中國區域的綠色發展狀況進行把控, 對提升中國綠色發展績效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區域綠色發展績效綜合測評分析

  國外早在20世紀初就開始關注綠色問題, 在綠色發展的內涵和機理方面, 國外學者普遍從資源的有限性、環境問題以及綠色經濟增長等角度進行研究, 提出了“可持續發展”[1]“循環經濟”“綠色經濟”[2]“綠色增長”等相關的概念。國內學者在研究綠色發展內涵的時候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觀點, 胡鞍鋼早先提出了一種觀點認為綠色發展就是社會、經濟、生態三位一體的新型發展[3];齊建國等認為綠色發展的基礎在于通過技術創新實現經濟的循環發展, 解決經濟發展和環境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 促進社會和諧[4]。目前, 雖然國內外以及各界學者對綠色發展的內涵有不同的定義和理解, 但本質上都是從保護資源環境出發, 強調資源環境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協調發展, 在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的同時保護環境, 減少經濟增長帶來的資源環境的損耗。

  在綠色發展的核算指標體系的構建中, 綠色指數、綠色增長監測指標體系、綠色增長監測指標體系、生態效率指標體系、環境可持續性指標體系、綠色城市指數 (GCI) 等的構建體現了國外綠色發展指標體系逐步完善并加以運用的過程[5]。2011年, 北京師范大學、西南財經大學和國家統計局聯合提出了國內第一套綠色發展的監測指標體系和指數測算體系, 體系分為經濟增長綠化度、資源環境承載潛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度3大類一級指標。2013年李曉西等提出了人類綠色發展指數的測算, 他的指標體系分為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生態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兩個層次[6]。

  在綠色發展績效測度方法上, 運用DEA數據包絡分析計量模型、PET模型和L-V模型等, 在投入和產出的指標設置上進行多樣化的考慮[7]。此外還引入了熵權法、主成分分析法、灰色關聯度分析法等方法[8]。熵權法的優點是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的權重, 再通過賦予不同指標以不同的權重來使結果更為合理, 但缺點是如何確定每一部分的權重往往權威性受到挑戰。由于這一問題的存在, 后續學者在運用熵權法來進行測度時, 就較為重視權重的確定問題, 通過不斷的改良使之更具有權威性, 如主客觀組合賦權法、德爾菲法等。灰色關聯度法也較多地被運用, 并可與其他方法如熵權法組合使用。還有較為常用的一種方法是主成分分析法, 可以通過提取主因子的方法達到降維的目的, 且常用于與其他方法組合使用。

  1、 模型與方法

  綠色發展是經濟、環境、政治和人文4個方面相結合的可持續發展。因此, 從綠色經濟發展、綠色環境狀況以及政府扶持力度3個方面構建指標體系, 并將人文環境因素計入綠色環境狀況。選取主成分分析法來對2012—2016年中國285個地區的綠色發展績效情況進行測度及分析, 運用自然斷裂點法進行聚類, 分析空間差異性和時空演化規律, 并運用Moran’s I指數來對中國綠色發展績效的空間相關關系進行分析。

  1.1、 研究方法

  首先運用主成分分析法進行綠色發展績效測度。第一步, 確定評價的指標體系, 選取可評價城市綠色發展績效的相關指標, 指標間應具有較小的相關性。第二步, 對指標數據進行標準化, 利用matlab軟件分別對正向指標和逆向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 正向指標是對綠色發展績效發揮積極影響的指標。第三步, 對變量間相關關系進行檢驗, 特征根和累計貢獻率等指標。第四步, 進一步確定確定主因子個數, 根據第三步中特征根和累計貢獻率的計算結果, 本文通過累計貢獻率達到80%的方式確定主因子個數。最后計算得分, 運用SPSS軟件的計算得分功能, 計算各城市的綠色發展績效的綜合得分。

  其次, 運用空間全局自相關來分析中國區域城市綠色發展績效情況的空間相關性。全局自相關主要是用來探索某一屬性值在整個區域內的空間分布狀況, 最常用的全局空間自相關模型為Moran’s I指數, I的取值介于[-1, 1]之間, I>0且接近1為空間正相關, 即存在空間集聚;I<0且接近-1為空間負相關, 表明空間事物是分散的;I=0表示空間呈隨機分布。

  1.2、 構建指標體系

  研究從綠色經濟發展、綠色環境狀況、社會綠化程度3個方面, 設置了6個二級指標和17個三級指標, 構建中國區域綠色發展績效測度指標體系 (見表1) 。

  表1 中國區域綠色發展績效測度指標體系
表1 中國區域綠色發展績效測度指標體系

  1.3、 數據來源

  習近平總書記五大發展理念于2015年被首次提出, 因此我們將研究區間定為2012—2016年, 來考察中國區域在五大發展理念提出的前后兩年內, 綠色發展績效的變化趨勢。數據來源為2013—2017年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 全國31個省的《城市統計年鑒》及統計公報、各地級市的《統計年鑒》和統計局官網以及各部門相關網站上公示的數據, 對缺失的個別數據采取分析計算和插值法等方法進行補足。考慮到指標的可獲得性和實踐的連續性, 去掉了三沙市、海東市、儋州市、日喀則市、昌都市、林芝市、山南市、吐魯番市、哈密市等城市, 最終選取了全國285個地區為研究對象。

  2、 中國綠色發展績效綜合測度結果及分析

  運用主成分分析法逐年對選取的指標和收集的數據進行綜合評價, 從而得出全國285個地區的綠色發展績效的綜合評分。其中, 2016年排名前30的城市綠色發展績效情況如表2所示。

  表2 2016年中國地級以上城市綠色發展績效情況
表2 2016年中國地級以上城市綠色發展績效情況

  對5年來中國地級市綠色發展績效情況進行分析可知, 深圳市、廣州市、無錫市、杭州市、天津市、青島市等城市的綠色發展績效較高且5年來排名波動較小, 這些城市主要分布在第三產業較為發達、生態環境良好的長三角地區、珠三角地區和東部沿海地區 (見表3) 。

  表3 中國地級以上城市5年來排名前30城市分布情況
表3 中國地級以上城市5年來排名前30城市分布情況

  對5年來排名前30名且出現次數兩次及以上的城市進行整理分析, 綠色發展績效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長三角地區、珠三角、京津冀地區以及中部地區, 其中以山東省、江蘇省和廣東省3個省份的城市綠色發展績效最高。

  綠色經濟發展方面, 排名靠前且排名波動較小的杭州市、寧波市、無錫市、深圳市等城市都屬于經濟較為發達且第三產業所占比重較大的城市, 這為城市的經濟綠色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和發展前景。而北京、上海、武漢等城市, 由創新驅動所帶來的技術進步可以有效地推動經濟循環發展, 從而推動了經濟的綠色發展, 由此帶來城市綠色發展績效的提高。

  從綠色人居環境方面來看, 內蒙古自治區、青海省、甘肅省等地區代表性較為明顯, 這些地區由于其獨特的地理環境優勢使得綠色發展績效較高。如綠地覆蓋率和人口密度對衡量一個地區的綠色發展績效有一定的權重, 而內蒙古自治區等地區地域遼闊, 在人口密度、人均綠地面積等指標方面較為突出, 因此在綠色發展績效測度里排名較為靠前。

  從社會綠化程度方面進行分析, 大部分城市愈加重視對綠色發展的建設。現階段, 經濟越發達的地區, 其對綠色發展的建設能力就越強, 對科教和環保支出以及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就越大, 因此社會綠化度相對就越大, 從而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天津市等經濟的中心城市的綠色發展績效在全國位于前列。而經濟相對不發達的地區, 其財政支出和固定資產投資力度著重放在提高經濟發展水平之上, 對于綠色發展的扶持力度相對較小, 而環境治理方面又不突出, 因此, 這些地區的綠色發展績效相對較差, 如隴南市、定西市、忻州市等偏遠且經濟較不發達的小城市。

  對中國區域綠色發展績效測度情況進行空間自相關分析, 運用自然斷裂點法對2012—2016年中國區域綠色發展績效情況在地區上的分布進行了直觀顯示。結果表明, 中國區域的綠色發展績效呈現從東向西逐漸減小的地域差異趨勢, 綠色發展績效較高的地區主要分布在環渤海地區、山東半島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珠江三角洲地區、內蒙古的部分地區以及川渝地區;而綠色發展績效相對較差的地區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區、黑龍江省部分地區和甘肅省、陜西省的部分地區。對2012年、2014年、2016年的中國區域綠色發展績效地域上的呈現結果進行分析得知, 綠色發展績效區域間的差異在逐年減小。

  中國區域綠色發展績效較高的地區主要分布在環渤海地區、山東半島地區、長三角地區、珠三角地區、內蒙古的部分地區以及川渝地區。首先, 這些地區有著良好的地理優勢和自然環境優勢;其次, 產業結構優良, 經濟較為發達, 第三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比重較大, 創新能力相對較強;再次, 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對綠色建設的投資力度也較大。而綠色發展績效相對較差的地區主要分布在中國的中部地區、黑龍江省部分地區和甘肅省、陜西省的部分地區。一方面由于自然環境綠色化水平較差, 如甘肅和陜西地區;另一方面則是部分工業化城市在發展過程中帶來了較為嚴重的環境破壞, 生態文明建設力度不夠, 不能快速有效的改善環境狀況, 從而綠色發展績效在全國處于較差的水平。中國的綠色發展績效整體上呈現從東到西逐漸降低的特征。

  對比2012年和2016年中國城市間綠色發展的情況可以發現, 2012年, 中國城市間的綠色發展績效差異較大。如深圳市、無錫市、杭州市等城市自身經濟基礎良好、產業結構優良、企業和政府對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化水平的重視度較高, 因此, 2012年的綠色發展績效較高;而其他地區存在對綠色發展的重視度較弱, 其自身的經濟發展程度相對不高, 產業結構偏重第一、第二產業等問題, 因此綠色發展績效較低。2013年5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 生態文明建設得到大力推進。2015年1月, 《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等政策陸續出臺, 各地開始加大環境治理和環境保護力度。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包含“綠色發展”在內的五大發展理念, 各地區更加重視自身的綠色發展績效, 各地區政府和企業更加重視在發展過程中的生態文明建設狀況和綠色化程度, 將綠色發展的相關指標加入業績考核之中。因此, 對2016年的全國各地級市的綠色發展績效進行綜合測評結果進行分析可以發現, 2016年全國各地級市的綠色整體發展水平都有較大的提升, 城市之間的差距明顯縮小。較為明顯的是原來綠色發展績效較為突出的地區, 它們的綠色發展績效所呈現出的優勢有所減小, 而東部沿海地區以及原來毗鄰綠色發展績效較高地區的城市綠色發展績效得到較大的提升, 由此可進一步推測, 中國城市的綠色發展在空間上可能存在一定的集聚效應。

  進一步對2012—2016年每一年的綠色發展績效進行空間自相關分析, 2012年、2014年及2016年的Moran’s I指數如表4所示。

  表4 空間自相關分析Moran’s I指數測算結果
表4 空間自相關分析Moran’s I指數測算結果

  運用空間探索分析法 (ESDA) 中的全局莫蘭相關 (Global Moran’s I) 對中國各地級市的綠色發展績效測度進行空間相關性分析, 以此來測量中國各地級市的綠色發展績效在地理空間上是否具有一定的區域效應, 即綠色發展績效較高或較低的地區是否在空間上集聚或地理上相鄰。根據對中國各地級市綠色發展績效測度的Moran’s I指數測算結果, 2012年、2014年、2016年這3年的莫蘭指數分別為0.144 713、0.139 683和0.157 042, 均大于0, 因此, 中國各地級市的綠色發展績效在空間上存在一定的集聚效應。也就是說, 綠色發展績效較高的地區在空間上呈“優勢”集聚, 而綠色發展績效較低的地區在空間上呈“劣勢”集聚。由于經濟技術的進步可以提升綠色發展績效, 而技術、創新、知識等在空間上往往呈現一種“空間溢出”效應, 如環渤海地區、山東半島地區、長三角地區、珠三角地區等經濟較為發達且技術創新力度大, 其綠色發展績效也較高, 而與之相鄰的地區及城市受“空間溢出”效應的影響, 其提高自身綠色發展績效的技術得到了提升, 這在地圖上呈現一種向外毗鄰擴散的現象。因此綠色發展績效較高的某城市或城市群周邊的地區的綠色發展績效也相對較高, 但隨距離遞減, 這說明綠色發展績效較高的城市或地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帶動周邊城市的綠色發展績效的提升。

  3、 結論與對策建議

  從綠色經濟發展、綠色環境狀況、政府扶持力度3個方面出發構建中國區域綠色發展績效測度指標體系, 共選取了17個指標對中國區域285個地區進行測度分析, 并進行時空演化分析和空間自相關分析, 分析結果表明, 綠色發展績效較高的地區主要分布在經濟發達的東部和南部沿海地區, 以及經濟不發達但生態保護良好的地區, 總體上呈現從東向西綠色發展績效逐漸降低的特征。從2012—2016年綠色發展績效測度的地區分布分析中可知, 隨著綠色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力度的加大, 經濟較為發達但綠色發展績效不高的城市更加重視自身生產和發展過程中的綠色化, 減少環境污染和提高環境治理達標率, 并不斷優化產業結構, 加強技術創新能力, 因此, 綠色發展績效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與綠色發展績效領先地區的差距逐漸縮小。而中國的綠色發展水平在空間上呈現出一種集聚效應, 即綠色發展績效高的城市與綠色發展績效較高的城市相鄰, 綠色發展績效低的城市與綠色發展績效較低的城市相鄰, 總體而言, 中國的綠色發展績效整體上呈現一種逐年向好且差距逐漸縮小的趨勢。但與其他國家相比, 中國的綠色發展還存在一定的差距。

  由于各地區綠色發展績效分布具有差異性, 因此, 要根據不同地區的不同特點因地制宜地制定提高綠色發展績效的綠色方案。工業化較為發達的城市同時會存在工業廢氣等排放量多的問題, 對這一類的城市需要從兩方面入手, 一是提高生產技術水平, 實現綠色生產, 從根源上減少污染的排放;二是調整產業結構, 推動第三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步伐, 引導城市企業向綠色創新方向發展。對經濟發達的城市要采取提高生活垃圾治理達標率, 提升綠色人居環境水平等措施;對經濟不發達的偏遠地區, 要堅持生態保護優先的原則, 進一步加大對環境保護基礎設施的建設力度, 實現經濟發展過程中兼顧綠色發展。同時, 由于各地區的綠色發展績效在空間上呈現一定的集聚效應, 這一效應可以用于促進各地區的綠色發展績效的全面提升。因此, 政府要推動區域間的聯動發展, 建立跨區域綠色發展聯動機制, 引導綠色發展績效較高的區域將技術創新等經驗流向綠色發展績效低的區域, 推進中國整體綠色發展績效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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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曉桐,鄧宏兵.中國區域綠色發展績效測度研究[J].科技與經濟,2019,32(0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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