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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史研究領域中阿杜·博亨的成就

時間:2019-06-10 來源:上海師范大學學報 作者:張忠祥 本文字數:13949字

  摘    要: 20世紀中葉以來, 伴隨著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興起, 非洲史學獲得了顯著的發展, 涌現出一批國際知名的歷史學家。加納歷史學家阿杜·博亨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他對非洲史的研究重點, 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加納史和西非史的研究。這很好地回應了西方學者關于“非洲沒有歷史”的主觀臆斷。二是對非洲殖民史的研究。他認為在非洲的歷史長河當中, 殖民主義統治僅僅是一個插曲或階段;殖民主義盡管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對非洲產生了嚴重的影響, 但不能把它看成沉重的歷史包袱。他還對非洲人民抵抗殖民主義統治的英勇行為加以充分的肯定。

  關鍵詞: 非洲史; 非洲史學; 阿杜·博亨;

  Abstract: African historiography had made progresses since the middle of twentieth century, and a lot of famous African historians had emerged. Adu Boahen, a Ghana historian, w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m, and his African history studies focused on two areas: one is Ghana's history and West African history. In this area, he had refuted West scholars' wrong idea which Africa does not have history. Another is the history of colonialism in Africa, and he believed that colonialism is an episode in the long African history. He held that colonialism had given serious impacts to Africa in many areas, such as politics, economic and society, but people should not see it as a heavy history burden. Adu Boahen also fully confirmed African people's revolt to colonialism.

  Keyword: African history; African historiography; Albert Adu Boahen;

  在中國的世界史學科中, 非洲史學的研究一直是比較薄弱的環節。一是起步比較晚, 國內對非洲史學的研究大致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 1985年吳秉真在《西亞非洲》上發表《杜波依斯和他的非洲史學著作》一文, 開啟了中國非洲史學研究的先河。二是研究成果比較有限, 迄今論文僅十余篇。1實際上, 在全球史學架構中, 非洲史學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世紀中葉以來, 伴隨著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興起, 非洲史學研究獲得了顯著發展, 史學流派紛呈, 涌現出一批國際知名的史學家, 阿杜·博亨 (Albert Adu Boahen, 1932—2006) 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 他是“加納最杰出的歷史學家, 也是 (當代) 非洲大陸非洲史研究的開創者之一”。2本文以阿杜·博亨為個案, 總結他在非洲史研究領域所取得的成績, 進而評價非洲民族主義歷史學派的貢獻與不足。

  一、阿杜·博亨生平

  阿杜·博亨1932年5月24日出生在加納東部的奧西姆 (Osiem) 村。他的父親阿亞·阿曼克瓦 (Agya Amankwaa) 是阿基姆 (Akyem) 人, 是一名可可商販;母親瑪梅·基西娃 (Maame Kisiwaa) 是阿散蒂 (Asante) 人, 是一名魚販。他們共育有7個孩子, 阿杜·博亨排行第三。阿散蒂人的傳統是按照母系來確定血統關系的, 所以, 阿杜·博亨也屬于阿散蒂人。因此, 阿杜·博亨長大以后, 對阿散蒂的歷史很感興趣, 專門撰寫了幾部反映阿散蒂人民反抗殖民侵略和殖民統治的歷史著作。

  1938年, 年僅6歲的阿杜·博亨開始在奧西姆教會小學接受教育。該校是一所基督教長老會學校, 在傳播知識的同時, 也在傳播宗教思想, 為殖民統治服務。小學畢業后, 1943年在舅舅克瓦希·阿薩雷 (Kwasi Asare) 的幫助下, 阿杜·博亨進入阿索科爾 (Asokore) 教會學校念書。學校沒有住宿, 阿杜·博亨不得不每天步行10多公里走讀。但是他刻苦學習, 從不怨天尤人。他的勤奮學習終于得到回報, 1947年他以優異成績考入黃金海岸著名中學——姆范茨平 (Mfantsipim) 高級中學讀書。

非洲史研究領域中阿杜·博亨的成就

  姆范茨平高級中學也是一所教會學校, 成立于1876年, 是黃金海岸 (現為加納) 的第一所高中。這所具有濃厚宗教氛圍的中學培養了一批知名人物, 他們當中有聯合國前秘書長科菲·安南 (Kofi Annan) 、加納前總理科菲·布西亞 (Kofi Abrefa Busia) , 以及非洲著名史學家阿杜·博亨等。阿杜·博亨對母校很有感情, 后來他專門寫了《姆范茨平和加納的締造:一個世紀的歷史 (1876—1976) 》。3在這本書中, 阿杜·博亨著重敘述該校影響現代加納誕生與發展的故事。他肯定了現代教育的積極作用, 認為該校影響和改變了一批加納家庭的命運;同時, 該校對國家建設也有貢獻, 因為它為國家建設輸送很多優秀的人才, 成為各行各業的中堅力量。

  二戰后, 非洲民族開始覺醒, 反對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運動風起云涌。當時黃金海岸也爆發了一系列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運動。阿杜·博亨在中學期間就開始參加反抗殖民統治的運動。1948年, 阿杜·博亨讀高中二年級的時候, 英國殖民當局的鎮壓行動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反抗。當時黃金海岸有6位著名的民族主義領導人, 即J.B.丹夸赫、阿庫福·阿杜、威廉·阿塔、奧伯特比·拉姆珀泰、克瓦米·恩克魯瑪和阿克·阿德杰伊, 被英國殖民當局未經審判就投到監獄中。姆范茨平的學生對英國殖民當局的這一行徑非常氣憤, 紛紛舉行罷課。學生們參加罷課很可能會被學校開除學籍, 但是阿杜·博亨還是毅然參加了這場抗議活動。此后, 阿杜·博亨開始思索學習歷史的意義。他認為, 阿散蒂人歷史上勇敢的奧賽·圖圖 (Osei Tutu) 、歐克姆弗·安諾基 (Okomfo Anokye) , 以及亞阿·阿散蒂娃 (Yaa Asantewaa) 女英雄的事跡, 不僅有利于凝聚民族精神, 而且有利于啟發人們的思想。

  高中畢業后, 阿杜·博亨考入黃金海岸大學學院 (1961年改稱加納大學) 繼續深造。該校是倫敦大學在非洲殖民地創辦的大學學院之一, 完全按照英國的教育模式管理。1956年阿杜·博亨在該校取得歷史專業學士學位。之后, 他進入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研究院學習, 跟隨英國著名非洲史專家倫納德·奧利弗教授研究非洲史。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研究院在20世紀40至60年代培養了一大批非洲民族主義史學家, 他們當中有戴克、阿賈伊和奧戈特等人。1959年阿杜·博亨獲得博士學位, 成為加納獲得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研究院博士學位的第一人。他的博士論文主要研究英國與西非的關系, 其中不僅考察了歐洲人在非洲的活動, 還關注非洲人的活動。1964年, 他出版了博士論文, 書名是《不列顛、撒哈拉和西蘇丹1788—1861》。

  1959年, 獲得博士學位的阿杜·博亨回到加納, 成為黃金海岸大學學院歷史系的一名教師。從此, 他開始了在加納大學的教學生涯。阿杜·博亨講課非常幽默, 善于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在講課時, 他總是能想辦法吸引同學們的注意力, 啟發他們思考。阿杜·博亨1967年晉升副教授, 1967—1975年擔任加納大學歷史系主任, 成為該校歷史系首任非洲籍系主任。1971年他晉升教授。1973—1975年, 他擔任加納大學研究生院院長。1985年他從加納大學退休。4

  阿杜·博亨積極參加國際學術交流, 曾先后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 (1969) 、哥倫比亞大學 (1970)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1985) 、康奈爾大學 (1990) 和紐約城市大學 (1990—1991) 等大學做高級訪問學者。這一方面有利于他與國際同行交流非洲史研究的新進展,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他接觸到國際上的世界史, 包括史學理論研究的最新動態。

  阿杜·博亨不僅是一名著名的歷史學家, 而且還是一名政治家, 在他身上反映出非洲知識分子強烈的現實關懷和民族主義情感。加納獨立于1957年, 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早贏得獨立的國家。泛非主義者恩克魯瑪成為加納首任總統。由于恩克魯瑪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非洲的聯合與統一上, 忽視了加納的自身利益, 遭到國內反對派的不滿, 西方國家也不愿意看到加納倒向社會主義國家的陣營, 1966年加納發生政變, 恩克魯瑪被趕下臺。此后, 加納政變頻繁, 國家長期處于軍政權的統治之下。從1981至1992年, 加納的統治者是軍人出身的杰瑞·約翰·羅林斯。從20世紀80年代中葉開始, 阿杜·博亨勇敢地站出來, 公開反對加納的軍事獨裁統治。1987年, 阿杜·博亨在加納首都阿克拉的英國文化中心發表題為“加納的斯芬克斯”的演講。在這次演講中, 他借用食人怪獸斯芬克斯的故事來比喻自己國家慘遭軍事獨裁統治的厄運。他還利用阿散蒂人的戰爭之歌鼓勵民眾起來反抗羅林斯的獨裁統治。這次演講, 后來被收錄到《加納的斯芬克斯:加納當代歷史 (1972—1987) 》一書中。5

  1992年, 加納實行民主選舉, 阿杜·博亨作為“新愛國黨” (New Patriotic party) 的候選人參加了加納總統大選。新愛國黨成立于1992年6月, 成員大多為知識界人士。該黨走中右路線, 高舉自由主義旗幟, 承諾保護私有財產, 主張政治民主化和市場經濟, 奉行務實外交。大選結果是阿杜·博亨輸給了羅林斯。阿杜·博亨質疑這次選舉的公平性, 認為選舉幕后有龐大勢力的操縱, 為此他領導新愛國黨與民族獨立黨、全國代表大會聯合起來進行抵制。但是, 這一抵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成果。6后來, 阿杜·博亨轉而支持庫福爾, 后者最終在2000年贏得加納總統大選。

  1999年, 阿杜·博亨因為主編《非洲通史》第七卷獲得阿維森納銀質獎章 (Avicenna Silver Medal) 。7他活到老, 學到老, 在2000年和2001年兩次中風之后, 仍然撰寫并于2003年出版了《阿散蒂王的歷史和他的整個國家》和《亞阿·阿散蒂娃和1900至1901年的阿散蒂—英國戰爭》兩本書。2006年5月24日, 阿杜·博亨因病去世, 享年74歲。

  二、阿杜·博亨對加納史和西非史的研究

  長期以來, 在西方主流學者看來, 非洲是沒有歷史的大陸。他們聲稱, 假如非洲有歷史, 也是西方人在非洲活動的歷史。比如, 在19世紀,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認為, 非洲本土不是一個歷史的大陸, “還籠罩在夜的黑幕里, 看不到自覺的歷史的光明”。81923年, 英國倫敦大學教授A. P. 牛頓同樣認為非洲沒有歷史, 原因是非洲缺乏文字資料。他說:“這片土地在遠古時代就被數不清的人居住過, 他們給人類學家和語言及原始風俗的研究者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但是歷史只有被人們書寫下來才能成為歷史, 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所關注的留存材料只能起到輔助的作用。”9直到1963年, 牛津大學教授休·特雷弗·羅珀仍然堅持非洲沒有歷史的錯誤觀點。他說:“也許將來有一些可以講授的非洲史。但現在還沒有, 只有在非洲的歐洲人的歷史。其余的就是黑暗……而黑暗不能成為歷史的主題。”10

  所以, 非洲國家獨立后, 恢復和還原非洲歷史的本來面貌, 成為第一代史學家的首要任務。在這方面, 非洲大陸最初建立的一批大學發揮了積極作用, 譬如尼日利亞的伊巴丹大學、加納大學、烏干達的麥克雷雷大學、坦桑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大學以及肯尼亞的內羅畢大學等都成立了歷史系, 集聚了一批民族主義史學家, 他們以非洲的視角重新評判非洲歷史, 為殖民統治前非洲歷史的重建做出了重要貢獻。

  與戴克、阿賈伊、奧戈特等人一樣, 阿杜·博亨為非洲歷史研究做出了杰出貢獻, 被稱為“現代非洲民族主義歷史學派的臺柱子”。11他對殖民統治前非洲歷史的研究, 很好地回應了西方學者關于“非洲沒有歷史”的主觀臆斷。他對殖民統治前非洲歷史的研究側重于對加納史和西非史的研究, 代表作有《加納:19至20世紀加納的發展與變革》《西非歷史專題》《大變革時代——1800年后的西非》《不列顛、撒哈拉和西蘇丹 (1788—1861) 》等。

  阿杜·博亨對西非史和加納史的研究, 主要有如下兩個特點:

  第一, 從非洲內部的視角研究非洲歷史。

  在阿杜·博亨之前, 以加納史研究為例, 西方學者已經寫有三部著作, 即W. 克萊里吉的《黃金海岸和阿散蒂的歷史》 (1915) 、W. F. 瓦德的《黃金海岸史》 (1948) 和J. D. 費奇教授的《加納歷史介紹》 (1961) 。這三部著作的共同特點是從外部看待加納的歷史, 重點敘述歐洲人在加納活動的歷史。比如, 《黃金海岸和阿散蒂的歷史》有1224頁, 反映歐洲人到來之前黃金海岸歷史的內容僅有8頁;《黃金海岸史》有413頁, 寫歐洲人到來之前的內容也只有43頁。《黃金海岸史》1957年再版后, 改名為《加納史》, 全書共16章, 其中, 除第一章“土地面貌”介紹加納地理概況, 第二章 “人口和史前史”和第三章“在葡萄牙人到來之前”對加納的族群和歷史稍加介紹外, 從第四章開始主要講歐洲人在加納的歷史, 最后兩章則簡單地講一下加納獨立以后的情況。總之, 加納人民自己的歷史被放到一個次要的位置來寫。

  阿杜·博亨在研究非洲歷史的時候, 則堅持從非洲內部的視角加以研究, 也就是站在非洲的立場上研究。

  例如他的《加納:19至20世紀加納的發展與變革》一書, 將加納人民的歷史發展作為主體, 加納的發展是由加納人民自己決定的, 而歐洲人對于加納只是外部因素, 他們對加納只有局部影響。同樣, 在《西非歷史專題》一書中, 阿杜·博亨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 他說:“西非歷史的發展, 和世界上其他地區和國家一樣, 是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內部因素或者說當地的因素通常發揮著更加基礎和更加重要的作用。”12

  在《西非歷史專題》一書中, 阿杜·博亨要重點回答的問題主要有:非洲人是如何創造悠久歷史的?古代強大的王國是怎樣被君主有效統治的?非洲大陸的生產力是如何發展的?舉個例子, 撒哈拉商道是非洲古代歷史上的交通大動脈, 阿杜·博亨詳細分析了撒哈拉商道對西非的廣泛影響:促進了西非地區諸王國的產生, 如加納、馬里和桑海;促進了商道沿線城市化, 一些小村子或居民點因商道貿易發展成為大的城鎮或城市, 如昆比·薩利赫、杰內、廷巴克圖和加奧等;商道促進了伊斯蘭教的傳播。13

  此外, 在加納, 第一大族群是阿肯人 (Akans) , 約占總人口的45%。阿肯人又進一步分成11個子群, 其中幾個比較大的分別為阿散蒂人、芳蒂人 (Fante) 、阿基姆人、阿克瓦姆人 (Akwamu) 和恩茲馬斯人 (Nzimas) 。他們的語言都非常接近, 屬于克瓦 (Kwa) 語群。作為加納的主體民族之一, 阿散蒂人的歷史成為加納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17世紀, 以庫馬西為中心, 阿散蒂人就建立了阿散蒂帝國 (或王國) 。1807—1901年間, 阿散蒂帝國與英國進行了近百年的戰爭, 成為加納抗擊殖民侵略的中堅力量。阿散蒂帝國的興衰是加納重要的歷史事件, 阿杜·博亨說, “阿散蒂帝國的興起是19世紀之前加納一次真正的政治變革”。14因此, 阿杜·博亨在《加納:19至20世紀加納的發展與變革》一書中用3章敘述了阿散蒂帝國的歷史, 即:第三章“阿散蒂帝國的興起”, 第四章“阿散蒂、芳蒂和北方”, 第五章“阿散蒂帝國的衰落”。

  從非洲內部的視角研究非洲歷史, 這是非洲民族主義歷史學家的一個基本觀點, 也是非殖民化思想的一部分, 其實質是要使非洲大陸的歷史“非洲化”。正如戴克在“伊巴丹歷史系列叢書”的序言中所言:“非洲的歷史理應是非洲人民自己的歷史;唯有他們的活動, 而不是占領者的活動, 才應當成為非洲史學研究的重點。”15

  第二, 在資料運用方面更加多元化。

  長期以來, 西方對于“歷史”本身的認識存有局限。首先, 歷史被認為是語言字母使用和書寫能力掌握的代名詞, 因此, 那些不具備讀寫能力的社會或時期就與歷史無關, 或屬于史前時期。其次, 判定一個社會是否文明社會的指標如國家的形成、與西方的來往、輪子的使用、石頭建筑以及其他文化元素等, 決定了這個社會是否屬于歷史的范疇。16因此, 西方學者研究歷史推崇文字資料, 尤其是檔案材料, 當他們研究非洲歷史時存在嚴重的偏見, 主要運用已經出版的文獻資料, 以及探險家的筆記和商人的賬簿, 而對非洲大陸非常豐富的口述資料不予相信和采納。

  作為第一代非洲民族主義史學家, 阿杜·博亨在研究非洲歷史的時候, 在資料運用方面則更加多元化, 他在研究加納史或西非史的時候, 深入挖掘沒有出版的文獻資料, 不僅是英文的, 也包括荷蘭文、丹麥文和葡萄牙文的。另外, 他還運用阿拉伯文資料、考古資料和人類學的口述資料等。17

  他主編的《阿散蒂王的歷史和他的整個國家》一書, 就是大量運用口述資料和文獻資料寫成的。阿散蒂王普倫佩一世因反抗英國殖民統治, 1900年被放逐到塞舌爾群島, 直到1924年才被釋放, 1931年去世。18在這本書中, 阿杜·博亨主要研究從普倫佩一世1900年被放逐到塞舌爾群島到他1924年被放出來這段時期的歷史。他以普倫佩一世在塞舌爾群島的生活為一個點, 向各相關方向延伸, 包括阿散蒂人的歷史、阿散蒂人和其他民族的關系、英國統治下的加納歷史等。通過他的研究, 我們了解了普倫佩一世是如何為維護自己國家的主權而進行各方面斗爭的。這本書主要利用普倫佩一世的口述、自傳和其他文獻資料還原普倫佩一世時期加納的真實狀態, 對于如實地了解加納歷史有很好的幫助。

  綜上, 阿杜·博亨對西非史和加納史的研究, 是想恢復非洲人對自己歷史和文化的自信, 希望非洲國家能屹立于世界國家之林。正因為在恢復殖民主義統治前非洲歷史研究方面的貢獻, 他被譽為“拯救非洲歷史的人”。19

  值得一提的是, 阿杜·博亨既是著名的史學家, 又是成功的歷史教育家。他重視歷史教育與普及, 重視歷史教材的建設, 很好地發揮了歷史教材在加強民族歷史記憶、促進民族建構方面的積極作用, 反映了第一代非洲民族主義歷史學家的社會擔當。他撰寫的《西非歷史專題》是一本教科書, 很受讀者歡迎, 并在電臺上播送, “該書幾乎成為西非史的圣經”。20他主編的《革命年代:1800年以來的西非》也是一本教科書, 同樣深得讀者的喜歡。

  三、阿杜·博亨對非洲殖民史的研究

  對非洲殖民史的研究是阿杜·博亨非洲史研究的又一重要貢獻。

  雖然之前已經有許多非洲殖民史研究的著作問世, 但大多持歐洲中心的觀點。為了更加全面和透徹地研究殖民主義在非洲的歷史以及非洲人民的抗爭, 阿杜·博亨撰寫了《非洲殖民主義透視》《殖民統治下的非洲 (1880—1935) 》《不列顛、撒哈拉和西蘇丹 (1788—1861) 》和《亞阿·阿散蒂娃和1900至1901年的阿散蒂—英國戰爭》等著作, 并主編了《非洲通史》第七卷。

  概括而言, 阿杜·博亨對非洲殖民史的研究呈現出以下三個主要特點:

  第一, 從長時段來看待非洲殖民史。

  中國學者一般認為1415年葡萄牙占領摩洛哥休達城標志著近代殖民主義的出現, 1990年納米比亞獨立標志著非洲非殖民化的完成, 所以, 殖民主義在非洲已有500多年的歷史。正如鄭家馨所言:“近代殖民主義在五百多年歷史中在非洲大陸扮演了十分特殊的角色。它最早竄入非洲大陸 (1415年) , 幾乎最晚退出這塊大陸。”21

  阿杜·博亨從長時段來考察殖民主義在非洲的歷史, 則認為殖民主義在非洲人民多種多樣、豐富多彩的歷史中僅僅是一個插曲或階段, 其存在時間很短。他說:“殖民主義在非洲絕大部分地區的存在不足100年, 即從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60年代。就一個種族和整個大陸的歷史而言, 的確這只是一瞬間的事。”22他認為, 1880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節點, 是歐洲列強爭奪非洲的正式開始。23

  阿杜·博亨將從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60年代非洲殖民主義80年的歷史細分為三個階段: (1) 1880—1919年為第一階段, 其中1880—1900年為征服時期, 1900—1919年為占領時期, 除了埃塞俄比亞和利比里亞外, 非洲其他地方被歐洲列強瓜分完畢。 (2) 1919—1935年為第二階段, 殖民主義在非洲確立了政治和經濟等方面的統治, 與此同時, 非洲民族主義也在醞釀。 (3) 1935—1960年為第三階段, 非洲人民不斷反抗, 與殖民統治斗爭, 直至最后國家獨立, 這是“使用積極行動戰略的獨立運動時期”。24

  附帶指出的是, 尼日利亞伊巴丹歷史學派的阿賈伊也主張殖民主義在非洲只是一個插曲。他認為, 在殖民主義統治下, 非洲政治制度仍然保持著連貫性, “毋庸置疑, 殖民主義對非洲的影響被人們夸大了, 殖民主義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僅是一個插曲, 并沒有使非洲歷史的延續性中斷”。25

  但是, 阿杜·博亨與阿賈伊雖都持“插曲論”, 兩人就殖民主義對非洲歷史影響程度的認識是大不一樣的。阿賈伊認為殖民主義對非洲的影響微乎其微,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用阿杜·博亨的話說, 在阿賈伊等人看來, “殖民主義對非洲的影響是表面的, 他們把殖民主義看作是沒有持續打斷與非洲過去聯系的一個小插曲”。26而阿杜·博亨則認為, “盡管殖民主義僅僅是一個插曲, 它在非洲任何地方持續的時間不超過100年, 但它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插曲。它是非洲歷史的分水嶺, 非洲后來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受殖民主義遺產的影響”。27

  第二, 客觀、全面地看待殖民主義對非洲的影響。

  關于殖民主義對非洲的影響, 在阿杜·博亨之前已有兩種主要觀點:一是堅持歐洲中心論的西方學者的觀點, 為殖民主義在非洲的行徑辯護。如L. H. 甘恩、P. 杜伊格南、佩勒姆和P. C. 勞埃德認為, 這種影響是得失相當的, 對非洲來說既可以算是幸事, 或至少可以說是無害于非洲的。L. H. 甘恩和P. 杜伊格南認為:“帝國制度是非洲歷史上傳播文化最有力的動力之一, 算起賬來, 它是功大于過。”28并且, 在兩人共同主編的五卷本《殖民主義在非洲》的第一卷序言中, 又一次總結道:“我們并不同意被人們廣泛接受的假設——殖民主義與剝削應該畫等號……因此我們把歐洲在非洲的帝國主義解釋為文化變革與政治統治的一種動力。”29二是研究不發達理論和依附理論的學者的觀點, 強調殖民主義給非洲帶來的好處實際上等于零。如圭亞那黑人歷史學家沃爾特·羅德尼堅持認為:“有人說, 一方面, (殖民主義) 存在著剝削與壓迫, 而另一方面, 殖民政府做了大量有利于非洲人的事, 開發了非洲。我們的看法是:這種說法完全是謊言。殖民主義者只有一面——他們是一伙武裝匪徒。”30

  關于殖民主義對非洲的影響, 阿杜·博亨沒有簡單地肯定或者否定, 而是予以全面的評價;在充分肯定殖民主義對非洲社會經濟造成嚴重破壞的同時, 他也指出其在非洲所發揮的積極作用。他從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方面全面論述了殖民主義對非洲的積極和消極影響。

  就政治方面而言, 他認為殖民主義有四個方面的積極影響:在非洲建立了持續的和平與穩定;出現了50多個非洲獨立國家;在非洲絕大多數地區引進了兩種新體制, 即新的官僚機制和新的司法機制;既產生了一種新型的非洲民族主義, 而且也產生了泛非主義。同時, 他認為殖民主義的消極影響更大, 有以下六點:民族主義是殖民主義的副產品, 如何克服民族主義的消極面是所有獨立后非洲國家領導人面臨的共同問題;殖民者人為地劃分非洲國家的邊界, 造成了一系列消極影響, 譬如跨界民族和邊界沖突、非洲國家的面積大小各不相同、自然資源和經濟潛力不均等;殖民主義削弱了當地原有的政府管理體制;殖民統治造成非洲國家獨立后民眾對政府的財產漠不經心;常備軍的建立也是殖民主義的產物, 其消極影響經常為多數歷史學家所忽略;殖民主義最后一個, 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消極影響就是非洲主權與獨立的喪失, 從而使非洲人喪失了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力, 以及與外部直接打交道的權力。

  就經濟方面而言, 他認為禍福參半。積極影響主要有:提供了公路、鐵路、電信、電話, 有時甚至包括機場等基礎設施;非洲單一產品經濟的發展使某些個人或社會階層獲得了財富;引進了貨幣經濟。消極影響同樣十分明顯的, 主要有:殖民主義所提供的基礎設施既不充足也不實用;殖民地的經濟發展是以該地區的自然資源為基礎的, 意味著自然資源貧乏的地區完全被忽視了;殖民經濟的一個典型特征就是在絕大多數殖民地內完全、有意識地忽視或不鼓勵工業化和對當地所產原料、農產品進行加工的工業;大規模制造的廉價商品涌入非洲, 使得殖民主義入侵前非洲原已存在的一點工業與手工業幾乎被摧毀殆盡, 非洲自身的技術發展就此停頓;殖民者對熱帶產品的追求在非洲造成嚴重的單一產品經濟;土地商品化導致一些肆無忌憚的家族頭人非法出售村社共有的土地, 引起廣泛的貧窮;不管殖民階段取得了什么樣的經濟增長, 都使非洲人付出了驚人的、不公正的代價。總之, “殖民統治階段對非洲是一個殘忍的經濟剝削階段, 而不是經濟發展階段。不難肯定, 殖民主義在經濟范疇對非洲的影響是最為暗淡的”。31

  就文化和社會方面而言, 他同樣認為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并存。積極影響主要有:非洲人口的增長;促進了城市化;基督教、伊斯蘭教以及西方教育的傳播;殖民主義為每一個殖民地或一系列殖民地提供一種通用語, 這為殖民地內部和殖民地之間的聯系提供了方便;殖民主義向非洲某些地區引進或促成了新的社會結構。嚴重的消極影響主要有:創造并擴大了城鄉之間的差別;殖民主義提供的社會服務嚴重不足和分布不均;殖民主義造成非洲婦女社會地位的下降;殖民主義最嚴重的負面影響是心理上的, 產生了對非洲人的種族歧視。32

  總之, 在阿杜·博亨看來, 殖民主義盡管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對非洲產生了嚴重的影響, 但不能只把它看成是沉重的歷史包袱;雖然今天非洲某些方面還是會受到殖民主義的影響, 但非洲人民完全可以把握自己的未來。阿杜·博亨深入研究殖民主義,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想以史為鑒。他說:“非洲領導人正確的做法不是把殖民主義一筆勾銷, 而是了解其影響, 設法補救其已經形成的缺陷, 并解脫其失敗所造成的后果。”33

  第三, 對非洲人民抵抗殖民主義統治英勇行為予以充分的肯定。

  阿杜·博亨對殖民主義統治下非洲人民的反抗予以充分肯定, 肯定他們在外來強大侵略者面前英勇抵抗的精神, 重視非洲的能動性。在他的著作中, 非洲人民對殖民主義是十分抵制的, 絕大多數領導人都有強烈的抵制侵略、維護國家獨立的決心。

  例如, 阿散蒂人是加納重要的族群之一, 在歷史上素有反抗外敵的傳統。黃金海岸的阿散蒂人對英國人的反抗從18世紀60年代開始, 到1824年的一次交戰時達到頂峰。在這次戰爭中, 阿散蒂人擊敗了英國軍隊和他們的同盟者, 并殺死了他們的指揮官, 也即當時黃金海岸總督查爾斯·麥卡錫爵士。34阿杜·博亨把阿散蒂人同英國的戰爭看作正義的民族戰爭, 認為阿散蒂人是為自己的民族而戰, 英國卻是有著邪惡的陰謀的。35他對阿散蒂人英勇頑強、驅除外敵的民族戰斗精神贊揚不已, 并為此感到自豪。

  在2003年撰寫的《亞阿·阿散蒂娃和1900至1901年的阿散蒂—英國戰爭》一書中, 阿杜·博亨詳細地研究了一位帶領阿散蒂人民在反抗英國戰爭中立下汗馬功勞的女領袖。他說:“在1880到1901年非洲人民反抗歐洲殖民者的歷史中, 沒有一個女性比亞阿·阿散蒂娃更出名, 也沒有一場戰爭比她領導的阿散蒂獨立戰爭更被人經常提起。”36該書研究的問題主要有:這場戰爭的原因是什么?戰爭的領導人是誰?他們采用什么戰略、使用什么武器?戰爭的過程如何?這場戰爭的結果如何?這場戰爭又有什么意義?37對于亞阿·阿散蒂娃領導的這場戰爭, 阿杜·博亨用異常堅定的話語肯定其正義性, 他說:“這是阿散蒂人民保衛金凳子、捍衛獨立的戰爭, 具有重要意義, 所以, 阿散蒂諸邦都參加了這次戰爭。”38在阿杜·博亨心中, 他以這場阿散蒂人反抗外辱的戰爭為自豪。他研究亞阿·阿散蒂娃, 不僅僅是為了研究一位女性, 而是為了研究一個民族如何前仆后繼、不怕流血地英勇斗爭。事實上, “亞阿·阿散蒂娃已經成為阿散蒂、加納和整個非洲民族主義的象征”。39

  盡管非洲人民英勇反抗,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非洲還是被殖民者瓜分了。關于非洲抵抗失敗的原因, 阿杜·博亨也進行了認真反思。他以西非為例分析了其被征服的原因。雖然西非人既不缺乏勇氣也并非不懂軍事, 但是他們面對入侵者的時候總是處于極大的劣勢, 每次抵抗和武裝暴動總是歸于失敗, 其原因就在于:首先是非洲在軍事上的弱勢。歐洲人征服非洲一般而言比較容易, 經常是一支2萬人的非洲部隊很輕易就被2000人甚至更少的歐洲人領導的軍隊打敗。其原因就在于武器上的優勢, 如歐洲人擁有馬克沁機槍。1885年歐洲列強達成一致, 禁止向西非出口武器。其次是非洲在政治上的弱勢。“同19世紀歐洲國家相比, 非洲國家沒有形成強烈的民族主義認同”, 非洲國家的王位繼承相當混亂, 內戰中爭權奪利的斗爭十分激烈, 在應對西方侵略的問題上也很少形成聯合。40

  對于非洲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被瓜分, 阿杜·博亨認為有五個方面的原因:非洲的失敗得益于歐洲探險家和傳教士在非洲的活動和報告, 到19世紀90年代, 帝國主義列強對非洲的了解大大超過非洲人對歐洲的了解;任何一個歐洲帝國主義列強都遠比任何一個非洲國家或國家集團富裕, 這樣帝國主義國家可以支持更長時間的戰爭, 而非洲國家做不到;帝國主義侵略者比非洲國家有更多的部隊, 有大量的輔助軍, 士兵為非洲人, 而軍官為歐洲人;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 非洲國家沒有聯合起來, 被各個擊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武器裝備遠遠落后于西方列強, 非洲人運用弓箭、矛和過時的槍, 而歐洲士兵使用步槍、機關槍。41

  非洲的抵抗失敗了, 但是這一抵抗是否有意義和價值?阿杜·博亨給予了肯定的回答:“回顧非洲歷史上這段英勇史詩, 不禁使人提出疑問, 非洲人的抵抗是不是‘英雄的狂熱’, 或者說是一種犯罪的態度。我們的作者否定了這種論點。從他們的立場看來, 非洲軍隊面臨裝備占優勢的敵人肯定是要被打敗的, 但這沒有什么關系, 關鍵之處在于:抵抗者為之獻出生命的事業從此縈繞在子孫后代的心中。”42

  四、結語

  阿杜·博亨是非洲國家獨立之后的第一代歷史學家, 也是非洲民族主義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歷史研究具有開拓性。經過他的研究, 清除了殖民主義者所鼓吹的非洲沒有歷史的錯誤觀點。他運用口述資料和其他資料, 努力恢復了殖民統治前的西非歷史和加納歷史。阿杜·博亨因其在非洲史研究方面的貢獻, 尤其是他對于西非史和加納史研究的卓越成就, 被譽為“非洲史的教父之一”。43

  非洲民族主義歷史學派的一個共同特點是, 對殖民主義歷史學派加以否定, 主張從非洲內部的視角來研究非洲歷史。但非洲民族主義歷史學派內部也是有區別的, 伊巴丹歷史學派與達累斯薩拉姆歷史學派不盡相同, 而阿杜·博亨所代表的加納歷史學派與前兩者又有所區別。比如, 達累斯薩拉姆歷史學派的社會主義色彩比較濃厚, 在評價殖民主義的時候多為全盤否定;而阿杜·博亨對殖民主義對非洲的影響, 既肯定又否定, 從歷史的角度予以了全面評價。

  非洲民族主義歷史學派是時代的產物, 產生于20世紀四五十年代, 興盛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 與非洲民族獨立運動相輔相成。一方面, 非洲民族獨立運動促進了非洲民族主義歷史學派的產生;另一方面, 非洲民族主義歷史學派為非洲國家獨立后恢復歷史的集體記憶和民族建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當然, 非洲民族主義歷史學派也有不足之處:一是容易陷入非洲中心主義傾向;二是往往被視為精英史學, 脫離群眾, 對下層人民的歷史關心不夠。所以, 20世紀80年代以后非洲民族主義歷史學派趨于衰微, 新史學在非洲逐漸興盛, 如社會史、經濟史和環境史成為非洲史研究中的新熱點。

  注釋

  1 代表性的論文主要有李安山的《論伊巴丹歷史學派——其形成、發展及批判》 (《世界史研究動態》1990年第3期) 、包茂宏的《非洲史研究的新視野——環境史》 (《史學理論研究》2002年第1期) 、舒運國的《國外非洲史研究動態述評》 (《上海師范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5年第6期) 、張忠祥的《口頭傳說在非洲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史學理論研究》2015年第2期) , 以及劉偉才:《19世紀英國人非洲行記中的經濟史資料及其利用》, 《上海師范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8年第4期等。
  2 John Parker, “A Pioneer Historian of Ghana”,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45, No.1 (2004) , pp.126-128.
  3 A.Adu Boahen, Mfantsipim and the Making of Ghana:A Centenary History, 1876-1976, Accra:Sankofa Educational Publishers, 1996.
  4 Editorial, “Professor Emeritus Albert Adu Boahen (1932-2006) ”,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47, No.3 (2006) , pp.359-361.
  5 Ivor Agyeman-Duah, “The Historian Who Made History Himself”, New African, July 2006, p.59.
  6 Richard Jeffries and Claire Thomas, “The Ghanaian Elections of 1992”, African Affairs, Vol.92, No.368 (1993) , pp.331-366.
  7 Editorial, “Professor Emeritus Albert Adu Boahen (1932-2006) ”, pp.359-361.
  8 黑格爾:《歷史哲學》, 王造時譯, 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 第85頁。
  9 S.Ademola Ajayi (ed.) , African Culture & Civilization, Ibadan:Atlantis Books, 2005, p.16.
  10 S.Ademola Ajayi (ed.) , African Culture & Civilization, pp.24-25.
  11 Ivor Agyeman-Duah, “The Historian Who Made History Himself”, p.59.
  12 A.Adu Boahen, Topics in West African History, London:Longman House, 1966, p.1.
  13 A.Adu Boahen, Topics in West African History, pp.8-10.
  14 A.Adu Boahen, Ghana:Evolution and Change in the19th and 20th, London:Longman House, 1975, p.15.
  15 J.F.A.Ajayi, Christian Missions in Nigeria, 1841-1891, London:Longman, 1965, pp.x-xi.
  16 Ebiegberi Joe Alagoa,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in Africa:A History of African Historiography, Port Harcourt:Onyoma Research Publications, 2006, pp.177-178.
  17 Cameron Duodu, “How Adu Boahen Unlocked Ghana’s History”, New African, October 2006, p.67.
  18 A.Adu Boahen, The History of Ashanti Kings and the Whole Country Itself and Other Writings, Published for the British Academy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22.
  19 Cameron Duodu, “The Man Who Rescued African History”, New African, July 2006, p.60.
  20 Joseph K.Adjaye, “Perspectives on Fifty Years of Ghanaian Historiography”, History in Africa, Vol.35 (2008) , p.11.
  21 鄭家馨主編:《殖民主義史 (非洲卷) 》,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第3頁。
  22 A.阿杜·博亨主編:《非洲通史》, 第七卷,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1年版, 第634頁。
  23 A.Adu Boahen,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olonialism,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87, p.1.
  24 A.阿杜·博亨主編:《非洲通史》, 第七卷, 第13頁。
  25 J.F.A.阿賈伊:《殖民主義下非洲政治制度的連貫性》, 孫曉萌譯, 載北京外國語大學亞非學院編:《亞非研究》, 第2輯, 時事出版社2008年, 第156頁。
  26 A.Adu Boahen,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olonialism, p.109.
  27 A.Adu Boahen,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olonialism, p.111.
  28 L.H.Gann and P.Duignan, Burden of Empire, London:Pall Mall, 1967, p.382.
  29 L.H.Gann and P.Duignan (eds.) ,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I,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Colonialism 1870-1914, Cambridge:CUP, pp.22-23.
  30 D.W.Rodney, 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 Washington:How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205.
  31 A.阿杜·博亨主編:《非洲通史》, 第七卷, 第636—644頁。
  32 A.Adu Boahen,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olonialism, pp.103-106.
  33 A.阿杜·博亨主編:《非洲通史》, 第七卷, 第654頁。
  34 A.阿杜·博亨主編:《非洲通史》, 第七卷, 第105頁。
  35 A.Adu Boahen, The History of Ashanti Kings and the Whole Country Itself and Other Writings, pp.19-20.
  36 A.Adu Boahen, Yaa Asantewaa and the Asante-British War of1900-1901, Oxford:James Currey, 2003, p.17.
  37 A.Adu Boahen, Yaa Asantewaa and the Asante-British War of1900-1901, p.28.
  38 A.Adu Boahen, Yaa Asantewaa and the Asante-British War of1900-1901, p.173.
  39 Natasha Gray, “Book Review”,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38, No.2 (2005) , pp.383-385.
  40 J.B.Webster and A.A.Boahen with M.Tidy (eds.) , The Revolutionary Years West Africa since1800, London:Longman House, 1981, pp.177-179.
  41 A.Adu Boahen with J.F.Ade Ajayi and Michael Tidy, Topics in West African History, London:Longman House, 1986, p.122.
  42 A.阿杜·博亨主編:《非洲通史》, 第七卷, 第119頁。
  43 Ivor Agyeman-Duah, “The Historian Who Made History Himself”, p.58.

    張忠祥.阿杜·博亨與非洲史研究[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48(03):13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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