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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地理學研究面臨的四個基本問題

時間:2019-06-27 來源:臨沂大學學報 作者:侯艷 本文字數:11961字

  摘    要: 文學地理學是近年來學界比較關注的一個熱點話題, 眾多學者進行了理論建構與實踐研究, 取得了諸多成果。但就目前的研究現狀而言, 文學地理學面臨著四大難題:一是學科歸屬混沌困惑;二是研究對象存在分歧;三是研究方法 不確定;四是學科建設尤其理論體系建構與實踐操作有困境。如何解決這些難題, 推進文學地理學真正成長為一門充滿活力與發展潛力的獨立學科, 是今后文學地理學研究需要面對、不斷探索和尋求突破的問題。

  關鍵詞: 文學地理學; 學科歸屬;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學科建設;

  “文學地理學”是康德在其《自然地理學》中提出來的一個地理學概念。[1]在中國, 隨著梁啟超、章太炎、劉師培等人將康德的“文學地理學”和德國那特硁的“政治學”用于中國文學藝術南北差異的研究, 遂開創了中國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歷史。120世紀80年代以來, 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在中國蔚然成風, 其中頗多學者將其視為一門新學科 (2) , 并致力于其學科建構。“文學地理學不僅為傳統的文學研究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視角和方法, 解決了傳統的文學研究所不能解決的諸多問題, 豐富和深化了人們對文學家、文學作品、文學理論和各種文學現象的認識和理解, 而且也為人文地理學等相關學科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素材和思路。”[2]然而文學地理學的學科屬性到底屬于文學還是其他學科?能否建成獨立學科?特別是學科歸屬、研究對象、方法理論建構、學科建設等問題是目前文學地理學研究所面臨的四大基本困境。

  一、文學地理學學科歸屬的困惑

  關于文學地理學的學科歸屬, 在國外, 由于從事文學地理學研究的學者大部分是地理學家, 因此他們關于文學地理學的學科歸屬更多地偏向于地理學, 并把它作為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提出來。A K Dutt曾明確指出:“文學地理學是人文地理學或文化地理學的一個較近的分支學科。”[3]Deborah Hart也提到:“文學地理學已經成為一個 (地理學) 較初級的分支學科。”[4]然而, 國內學界關于文學地理學的學科歸屬問題, 目前并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梅新林曾從研究實踐中歸納出五種不同的歸屬傾向:“一是從屬于文學研究的一個分支學科;二是從屬于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三是文學與地理學研究的交叉學科;四是相對獨立的綜合性學科;五是融合文學與地理學研究的跨學科研究方法。”[5]曾大興曾將目前學界關于文學地理學的歸屬概括為四種觀點:一是文化地理學的一個分支;二是一種學術方法;三是文學史研究的一個補充或者“補救”;四是與文學史學科雙峰并峙的學科。[6]簡言之, 國內學界對文學地理學的歸屬傾向有三種:分支學科、交叉學科、研究方法。

  首先, 把文學地理學理解為一種研究方法的思路最為普遍。金克木、嚴家炎、袁行霈等著名學者都將文學地理學作為一種研究方法, 運用于比較文學、現代文學和古代文學的研究中。國內近十幾年來的研究亦都沿著這條思路進行, 即在對文學現象進行研究的時候, 地理學作為方法論而存在。金克木先生在《文藝的地域學研究設想》中呼吁從地域的角度研究文學藝術。袁行霈在《中國文學概論》中專列了一章來談中國文學的地域性問題, 認為文學不光有時間的發展變化, 同時也有空間地域的差異和變化。而其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在元代戲劇部分即根據地域進行編寫。李浩在《古代文學研究的困境與學術突圍》一文中更是直言:文學地理學研究方法的嘗試應用, 可以突破古代文學的研究困境, 實現學術突圍。[7]可見, 這種歸屬思路是把文學地理學當作一種研究文學問題的跨學科方法。

文學地理學研究面臨的四個基本問題

  極力倡導文學地理學成為一門獨立交叉學科的學者有陶禮天和鐘仕倫。陶禮天在其著作《北“風”與南“騷”》中正式呼吁發展文學地理學這門人文地理的新興學科, 認為:“文學地理學既是人文地理學的子學科即文化地理學的一個分支, 也是美學的分支即文藝社會學的一個支脈, 因而文學地理學實質是一門邊緣學科。”[8]鐘仕倫則從中國和西方文學地理學發展的歷史過程角度出發, 認為“文學地理學屬于地理學與文藝學、地域美學相交叉的新興學科”[9]。馬晶則認為“文學地理學是文學和地理學兩個知識體系的交叉重疊部分, 具有二重性, 既有文學學科的特性, 又有地理學學科的特性。”文學地理學是“將地理因素影響下的文學研究和存在于文學形態中的地理研究結合在一起的系統”[10]。梅新林也提到文學地理學是一門交叉學科, 他界定文學地理學是“融合文學與地理學研究、以文學為本位、以文學空間研究為重心的新興交叉學科或跨學科研究方法, 其發展方向是成長為相對獨立的綜合性學科”[11]。在這個界定中, 交叉學科、研究方法和綜合性學科的表述同時存在, 更可見目前文學地理學學科歸屬的困境。

  另有一部分學者將文學地理學作為分支學科來探討。鄒建軍提出把文學地理學當作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分支學科, 同時又提到它也是一種批評與研究文學的方法。[12]楊義先生從文化的角度切入文學, 持大文學觀, 指出文學地理學是一門會通之學, “要會通文學與地理學、人類文化學以及民族、民俗、制度、歷史、考古諸多學科”[13]。由此可見, 楊義先生看到了文學地理學跨學科的特性, 同時把它看作是對文學研究領域的新開拓, 他明確提到“文學地理學是一個極具活力的學科分支”[14], 同時又提出“文學地理學是一個值得深度開發的文學研究的重要視野和方法”[14]。可見, 楊義先生關于文學地理學的學科歸屬也存在著和其他學者一樣的混沌和困惑。

  對文學地理學學科歸屬問題作出重大貢獻的是曾大興, 他明確地把文學地理學當作與文學史對峙的新學科, 提出:“文學地理學研究的目標之一, 就是建立一門與文學史學科雙峰并峙的文學地理學科。沒有文學地理這個二級學科的文學學科是一個不完整的學科。”[15]他把文學地理學提高到與文學史相同的高度, 由此將文學地理學列為與文學史并列的學科, 認為文學地理學是從屬于文學研究的一個獨立學科。在他看來, 作為一級學科的文學, 其下的二級學科應該包含文學理論、文學史、文學地理和文學批評, 并且它們之間是有等級差別的。“文學批評是一個最基礎的二級學科, 文學史和文學地理是兩個并列的較高級的二級學科, 文學理論是一個最高級的二級學科。”[15]他還特別指出:文學地理學不應僅僅是文學史研究的一個補充, 也不僅僅停留在一個方法的層面。……世間萬事萬物都是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產生并發展的, 文學也不例外。幾乎所有學科, 都有其時間和空間這兩個維度, 也就是說, 既有解釋其時間關系的分支學科, 也有解釋其空間關系的分支學科。……為什么文學有文學史, 而不能有一門文學地理呢?[15]曾大興在一定程度上為文學地理學學科歸屬定位指明了方向。但是, 很明顯, 實際上他與鄒建軍、楊義一樣, 認為文學地理學是文學研究的一個分支學科, 不同的是認為文學地理學與文學史并列, 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是空間的, 文學史的研究是時間的, 因此時空兩者可以并列, 這種理解在某種程度上顯得有些簡單。并且, 與文學史關系的緊密糾纏必然會增加文學地理學成為獨立二級學科的艱難性并影響其在學界的認同感。

  二、文學地理學研究對象的分歧

  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什么?目前國內外的文學地理學主要致力的研究有兩種, 一是以地理為本位的人文地理 (或稱文化地理) 研究, 其中多包含文學研究, 二是以文學為本位的文學地理研究。[5]

  首先, 由于將文學地理學歸屬為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 國外學界普遍認為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即是關于文學與地理之關系的研究。“對地理學家來說, 他們一直借鑒文學, 把它作為一種更好地理解地方的方法。”[16]由此, 一方面, 他們將文學理解為地理學研究的資料庫, “在絕大多數情況下, 地理學家把文學視為一個毫無疑問的資源, ‘一個生動描寫風景和生活的價值連城的寶庫’, 用它來使自己的文本變得生動”[17]。他們認為文學所有的價值只在于它對生活的反映, 它能使地理文本變得更為生動。所以在文學地理學研究中, 他們更多地致力于諸如此類的研究:“文學‘數據’應該怎樣被用于更多的地理信息的傳統形式, 如人口統計數據, 采訪和檔案材料?應該如何調解不同源頭間的矛盾?”[17]另一方面, 他們還致力于研究主觀因素對地理空間的塑造, 注重地方的意義和內涵的揭示。通過各種文學形式的研究, 探索文學對地理空間的展示和建構, 文學在地理景觀意義構建上所具有的獨特作用, 并通過考察描寫地區的著名作品來探索和揭示人與地理之間充滿感情的關系, 進而考察文學與地理學之共通的東西。所有這一切, 都是從文學出發去探討地理空間的意義, 解決的是地理問題, 因而國外的文學地理學研究, 其研究對象盡管包含了諸多文學研究, 但它是以地理為本位的人文地理 (或稱文化地理) 研究。

  相反, 在國內“文學地理學是以文學為本位的文學地理研究”這一觀念普遍被認可, 正如曾大興明確指出的:“文學地理學研究雖然要借鑒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的某些理論和方法, 但是它的目的, 還是為了解決文學的問題, 也就是說, 它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都是文學, 不是地理。”[15]對這一問題, 徐玉如也有相同的看法, “文學地理學研究雖然要借鑒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的某些理論和方法, 但是它的目的, 還是為了解決文學的問題, 也就是說, 它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都是文學, 不是地理。文學地理學研究必須以文學作品為本位。”[2]然而, 由于對文學地理學學科歸屬的含混, 學界關于文學地理學的具體研究對象還存在眾多分歧。將文學地理學理解為一種研究方法的學者, 致力于從地理空間的角度對文學的各種現象和問題進行探究, 試圖探究文學之所以表現出如此特色的地理因素以及文學本身體現出的地理空間特征。將文學地理學作為分支學科或獨立交叉學科來探討的學者, 根據文學地理學學科歸屬的不同, 其研究的對象亦不盡相同, 大體持有“本位說”“關系說”“空間說”“文化說”“邊緣說”和“地域審美說”等觀點。

  梅新林認為文學地理學有一個“雙重范式”, 即“以文學為本位的文學地理研究為主導、以人文地理學中的文學地理研究為輔助, 然后整合、發展為相對獨立的文學地理學”。因此他主張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即以文學為本位, 研究“文學地理學理論、斷代文學地理、區域文學地理、城市文學地理、文人群體活動空間以及文學地理學研究隊伍建設等方面”[18]。梅新林的看法可稱為“本位說”。曾大興從自然環境、人文環境、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與文學的關系來界定文學地理學的學科性質, 主張“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對象之一, 就是文學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具體言之, 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對“文學要素的地理分布、組合與變遷, 文學要素及其整體形態的地域特點與地域差異, 文學與地理環境的相互關系”的研究[15];“概括地講, 就是文學與地理環境的關系 (簡稱文地關系) ”[6]這可稱之為“關系說”。鄒建軍則特別提到文學地理學“特定的研究對象”, 認為“就是文學中的地理空間問題。”[19]鄒建軍的看法可稱為“空間說”。楊義先生認為文學地理學是會通之學, 其研究對象即是研究文學在其自身的區域類型、文化層析、族群分合、文化流動等四大領域間的相互貫通。楊義先生的主張可稱為“文化說”。陶禮天認為文學地理學是一門邊緣學科, 它的研究對象是文學, 主要“致力研究的是文學的地理風土質性以及其主、客觀方面的成因”[8], 他不贊同只關注文學與地理的關系, 主張還要考慮到文學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 必須把它與政治、哲學、宗教聯系起來, 因此認為文學地理學可以歸入藝術社會學的范疇。陶禮天的觀點可稱之為“邊緣說”。鐘仕倫認為文學地理學是一門文學與地理學相互融合的交叉學科, 其研究對象是文學本身或者是文學作品中有關人地關系的藝術表達。文學地理學實際上是通過文學現象所表現出來的人對特定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的審美反映, 這種審美反映可以稱為“地域審美觀念”。也就是說, 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文學作品、作家、流派、批評和接受中的地域審美觀念。[9]鐘仕倫的看法可稱為“地域審美說”。

  總之, 國內學界盡管皆堅持以文學為本位的文學地理研究, 但由于文學地理學的學科歸屬問題尚不統一, 因此其研究對象、任務和目標亦都處于不明確的困境中。而國外視文學地理學為以地理為本位的人文地理 (或稱文化地理) 研究的這種傾向, 更是增加了文學地理學研究對象確定和統一的困難性。

  三、文學地理學研究方法的不確定

  由于文學地理學的學科歸屬、研究對象、任務和目標等還不十分明確, 學科規范也沒有真正地正式建立, 因此它的研究方法迄今沒有完全而成熟的形成, 有的是借用別的學科的方法。鄒建軍、曾大興、鐘仕倫、戴偉華、梅新林等皆提出了頗具指導意義的研究方法。

  鄒建軍認為, 雖然文學地理學還沒有一種或多種只屬于自己的、很有價值的研究方法, 但是在文學地理學研究中, 文本解析、實地考察、圖表統計、動態分析、比較對照、追求一種理論上的建構等方法值得重視。[19]他認為, 所謂文本解析, 即是對作家作品的研究, 尤其是對作品的研究, 它是文學地理學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所謂實地考察, 即強調對文學發生地與文學發展地的實地考察, 關注作家創作、作品產生的地理背景以及文學史與文學集群的情況。它是文學地理學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所謂圖表統計, 即是對經過實地考察得來的一些東西進行數據統計, 并得出相關的信息。它是文學地理學研究過程與研究結果分析中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所謂動態分析, 即是借助文化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的動態分析法, 對作家與作品的地理分布, 以及與地理相關的文學現象進行動態分析。它是文學地理學最具科學性的研究方法之一。所謂比較對照, 即對不同地方的文學與不同時代的文學、對不同環境的文學與不同方向的文學進行比較與對照。它是文學地理學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所謂追求一種理論上的建構, 即建構文學地理學的有關理論, 形成新的研究方法與研究的手段。它是文學地理學具有理論高度之表現的研究方法。

  曾大興認為:廣義而言, 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包括兩類, 一類是指導和規定學術研究應該如何開展的規則和程序, 一類是從事學術研究的技術方法。僅就技術方法來講, 文學地理學的方法又包括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凡是文學的其他二級學科能使用的方法, 文學地理學都可以使用, 這類方法屬于一般方法。而文學地理學自己的方法, 即是特殊方法。曾大興進一步提出:文學地理學至今還沒有形成自己的方法, 它所用的還是地理學的方法, 其中主要是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的方法, 這些方法主要有文獻邏輯推證法、統計計量法、數理模型法等等[20], 它們具體運用于文學地理學研究中, 可歸納為五種研究方法, 即系地法、現地研法、空間分析法、區域分異法和區域比較法。系地法, 就是考證文學事象發生的地點, 然后按照形式文學區或功能文學區進行排列;現地研究法, 就是把文獻研究法和田野調查法這兩種方法結合起來;空間分析法, 就是對文學作品的地理空間 (包括各種空間元素及其結構與功能) 進行分析和解讀;區域分異法, 就是按照文學的區域特征及其差異, 把它們分為不同的地理板塊;區域比較法, 就是把兩個以上的不同區域的文學事象進行共時比較或平行研究。[21]在《文學地理學概論》中, 曾大興又補充了“地理意象研究法”, 即地理學意象研究和文學意象研究相結合的方法, 并指出地理學意象研究與文學意象研究的不同, 它必須準確地考證地理意象所在的地理方位, 準確地描述其地理特征、地理價值和歷史淵源;必須細致地描述地理意象的形態特征或者審美特征, 闡述它的文學意義和審美價值, 必須深挖和揭示地理意象所包含的獨特文化內涵、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6]每一種方法都有其長處和短處, 文學地理學學者應根據研究對象的實際需要, 用其所長而避其所短。曾大興還特別強調:文學地理學的研究與文學史的研究是有明顯不同的。文學史的研究可以關在書房里利用所能找到的文獻資料進行歸納, 文學地理學的研究除了使用文獻資料, 還必須走出書房, 對文學家的出生成長地、流動遷徙地、文學作品的產生地, 以及文學作品本身所描寫的自然、人文景觀與地理空間等等進行實地考察, 所以文化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法和臺灣學者簡錦松教授的“現地研究法”特別值得借鑒。簡氏的現地研究法的內涵比單純的田野調查法要豐富, 它實際上是“文獻解讀與現地測量”相結合, 在一定程度上“實地重現”作者“寫作的場域”, 但是它仍然不是我們所期待的文學地理學的方法。因為簡氏的“鑒識科學”最多只能實地重現作者的生活環境與寫作環境 (寫作的場域) , 而很難實地重現作品中的地理空間和地理景觀。因為地理的真實與文學的真實是有差別的, 地理學的真實與文學地理學的真實也是有差別的。[20]

  此外, 鐘仕倫提出, 區域地理學的“區域—比較方法”是文學地理學研究的重要方法, 它非常適合于作家研究, 包括文學流派、風格的研究。鐘仕倫認為:一方面, 進行作家的文學地理研究, 運用“區域—比較方法”可以描繪出作家的地理區域特征和空間結構分布, 并從這種分布中追尋到各個區域具有代表性的文學流派或者文學風格所產生的因果聯系, 并且在這種因果聯系中使他們被確認為“一個整體”和“一個個體”。另一方面, 正如梁啟超所論“‘文學地理’常隨‘政治地理’為轉移”, 作家的空間結構分布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 常常隨著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的遷移而變遷。運用“區域—比較方法”可以對文學的動態空間結構分布進行研究。因而, 區域地理學的“區域—比較方法”無疑是建構文學地理學學科基礎和研究方法的最好借鑒。[9]

  戴偉華則提出:在中國文學地理學研究中, 微觀與宏觀的研究方法并重, 相輔相成。微觀研究方法側重個案分析, 其具體方法有利用出土文獻、充分挖掘傳世文獻的材料價值、在材料可信的前提下作出合乎情理的推斷、在名物考訂中必須以文體為基礎等。宏觀理論探討, 要在對立統一中求新求變;利用歸納法不斷深化, 以求獲得更包容更高層級的概念;提升理論思考層次, 從本質上說明事物的性質。[22]

  梅新林提出“雙重研究法”又稱“二元復合研究法”的觀點。他認為:“文學地理學”既是融合“文學”與“地理學”的新興交叉學科, 同時也是一種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文學地理學”的跨學科性質決定了其研究方法的雙重性和二元復合性。就本質而言, “地理學”研究需要運用科學實證方法, 而“文學”研究則需要運用美學闡釋方法, 它們彼此相距甚遠, 但又相輔相成。一方面, 對應于文學“外層空間”的“版圖復原”, 需要借鑒和運用“地理學”的科學實證方法, 包括準確的空間定位, 大量的數據統計, 以及各種圖表的編制甚至運用地理學專業性的工具;另一方面, 契合于文學“內層空間”的“精神探原”, 則需要繼承和運用“文學”研究領域的美學闡釋方法, 包括對文本空間形態與意義細致深入的描述、分析與闡釋, 這是一種審美而非科學行為, 需要具備足夠的審美想象力、感悟力與判斷力;而貫通于文學“外層空間”與“內層空間”的“場景還原”, 則需要同時交替運用以上兩種研究方法, 或由外而內, 以美學闡釋方法為導向;或由內而外, 與科學實證方法相印證。對于“文學地理學”研究而言, 以上兩種方法猶如鳥之雙翼, 車之兩輪, 彼此缺一不可。例如“文學地圖”, 其本身即有隱喻性與工具性的雙重意涵, 其科學性與審美性的分野非常明顯。當“文學地圖”之“圖”與“文”有機地融為一體時, 便是“地理學”研究的科學實證方法與“文學”研究的美學闡釋方法的交替運用與融會貫通。[23]

  綜觀鄒建軍、曾大興、鐘仕倫、戴偉華、梅新林所提出的文學地理學研究方法, 我們不難看出文學地理學研究在文學、地理學 (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文化地理) 、地域學、空間學、人類學、文化學、區域學、美學、社會學等相關領域尋求突破, 力圖擺脫困境, 并創立屬于自己的獨特研究方法。其中曾大興緊緊圍繞地理或空間這一維度, 與文學史的相關方法進行比較, 探索出有別于文學史研究的六種文學地理學研究的特殊方法, 可以說是文學地理學方法論的一大突破。然而盡管如此, 曾大興亦認為, 文學地理學更科學的研究方法和真正意義上的方法論出現, 還有待致力于文學地理學的學者的不懈探索和努力。

  四、文學地理學學科建設的困境

  一門學科的建設, 需要在理論、范式與體系建構三個方面同步推進, 并加以系統整合, 才能建設成功。目前文學地理學的理論、范式與體系建構還處在不斷探索中, 其學科建設亦處在艱難困境之中。簡言之, 目前文學地理學學科建設遭遇到的最大困境, 即理論體系擴張與實踐操作困難之間的尷尬以及尚未得到國內外學術界同行的廣泛認可。

  就目前的研究看, 對理論體系建構著力較勤且頗有建樹的學者有很多, 如在理論建構方面, 梅新林力圖通過構建“空間”之維的理論, 探求文學地理學科理論建構的突破。他通過借鑒和重釋杰弗里·馬丁所歸納的地理學的三個核心問題與弗朗科·莫雷蒂所提煉的文學地圖的雙重空間概念, 將它們重構為“版圖復原”“場景還原”“精神探原”的“三原”理論, 作為文學地理學理論建構的三大支柱。在范式建構方面, 梅新林以“三原”理論為支持, 重建新的“空間闡釋學”譜系, 并藉此對影響文學地理學理論建構的若干關鍵問題作出新的反思和辨析, 同時提出“文學”研究范式與“地理學”研究范式相輔相成之融合范式。[23]在體系建構方面, 他所主張建構的理論體系主要包括:從研究內容看, 他認為, 文學地理學應該研究作家籍貫地理、作家活動地理、作品描寫地理、作品傳播地理等四個方面, 對這四個方面進行動態的、立體的、綜合的研究。就理論基礎與研究方法而言, 除了提出“三原”理論, “雙重研究法” (“二元復合研究法”) , 還提煉出“本土地理”“流域軸線”“城市軸心”“文人流向”“區系輪動”等一系列工具性概念與范疇。[23]

  就整個體系來看, 梅新林構建的文學地理學既有理論支點, 又有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 確實對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學科建設尤其體系建構有不小的意義。但是, 正如彭民權在《文學地理學的體系建構與理論反思》一文中指出:無論從學科建設的體系建構還是實踐操作的層面看, 這個理論體系仍然處于初步的構想階段, 面臨著不小的困境。首先, 整個學科體系的核心是文學家地理, 包括其籍貫、流向等。這種對地理因素的突出, 很容易導致對文學作品的割裂式研究。其次, 對于文學家籍貫與流向的考察往往采取類似科學統計的方式, 以圖表與數據呈現。這種研究方法對于文學研究具有多大的有效性, 還存在疑問。一方面, 古人的籍貫十分復雜, 采用數據統計的方法并不能真實展現當時的地理分布與作家流向問題, 往往會給人誤導, 得出錯誤的結論。另一方面, 古代文獻受到人為因素影響太大, 真偽難辨。因而, 依據古代文獻統計出來的古代文學家地理分布與流向, 在多大程度上有效, 還是一個需要存疑的問題。最后, 地域文學與地域文化的研究者往往與其研究對象有很強的地理關聯, 在研究之前容易產生地域期待視野。在地域期待視野與地域身份認同帶來的主觀化影響下, 文學地理學很有可能陷入被地域文學、地域文化同化的尷尬。[24]

  目前對文學地理學學科建設做出最大貢獻的是曾大興。多年來, 他一直致力于對文學地理學的理論、范式與體系建構的探索。在理論建構方面, 曾大興緊緊圍繞“地理或空間”之維度, 沿用中國學者注重實證研究的治學之風并借鑒西方的“實證主義思潮”, 建構出以實證為基礎的理論框架。通過大量的實證研究得出一個結論, 再根據大量的結論提煉、歸納而不是演繹出一個觀點、概念或者理論, 是他建構文學地理學學科理論體系的基本思路。在范式建構方面, 提出文學地理學與文學史并峙, 從空間維度研究文學, 與從時間維度來研究文學的文學史相對應, 進而使文學這個學科真正達到“究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的境界, 即時空交融的境界。在體系建構方面, 他所主張建構的理論體系主要包括:在研究內容方面, 認為文學地理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包括文學與地理環境的關系, 文學家的地理分布, 文學作品的地理空間及其空間要素、結構與功能, 文學接受與文學傳播的地域差異及其效果, 文學景觀的分布、內涵和價值, 文學區的分異、特點和意義等。對這六個方面進行雙向互動關系的研究, 不僅是對文本產生之環境的外部研究, 而且是深入到文本內部的研究。就學科知識體系與研究方法而言, 認為文學地理學學科的知識體系主要有五大板塊:文學地理學學術史, 文學地理學原理, 文學地理學研究方法, 文學地理學批評, 各式各樣的文學地理。這五大板塊相互匹配, 有機銜接, 由此構成文學地理學學科知識體系的“整體關聯性”。同時總結出文學地理學研究的6種特殊方法以及相應的5個原則。

  可以說, 曾大興對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和學科建設做出的努力和貢獻是有目共睹的。2017年3月, 其論著《文學地理學概論》出版, 此書雖是作者“多年來從事文學地理學的實證研究與理論研究的一個總結”, 但也多方吸收了國內外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李仲凡評論說:“《文學地理學概論》作為一部開創性的文學地理學導論性質的著作, 涵蓋了文學地理學主要的、基本的研究領域”, “為文學地理學學科的理論體系搭建起了基本的框架”。[25]杜華平稱其為:“文學地理學學科初步建成的標志性成果。”[26]盡管如此, 文學地理學學科建設仍在艱難行進之中。首先, 曾大興主張建構的學科知識體系, 來源于其清晰的學科意識。而其理論體系是受明確的問題驅動而形成, 這也就意味著在學科歸屬、理論體系尤其知識體系等問題上還需要獲得國內外同行的廣泛認同。雖然眾多學者一方面認為《文學地理學概論》是文學地理學學科初步建成的標志性成果, 但是另一方面有學者依舊認為“文學地理學是文學與地理學的交叉學科”, “作為文學與地理學交叉的邊緣學科”[26], 這些觀念還是非常普遍的。其次, 文學地理學與文學史的緊密糾纏, 更是增加了文學地理學成為獨立學科的難度。最突出的表現是文學地理學學科建設在觀念上和實際操作中不能達成一致。就目前大部分從事文學地理學研究的學者來說, 在觀念上是認可文學地理學學科存在和建設的合理性的, 但不得不承認, 實際研究中大部分學者仍然只把它看作是一種研究方法, 是對文學史研究的一種補充。

  總之, 近年的文學地理學研究, 已經展示出蓬勃的活力, 成為中國文學研究中極具發展潛力的學術增長點。但是在其學科歸屬、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學科建設尤其理論體系建構等方面還需要進行更為深層的理論探索。然而“堅冰已經打破, 航道已經開通, 其學術研究的前景是誘人的。正如魯迅所說, ‘幼稚對于老成, 有如孩子對于老人, 決沒有什么恥辱的, 作品也一樣, 起初幼稚, 不算恥辱的。’”[2]現在最關鍵的是, 既要建構理論體系讓文學地理學體系化、學科化, 又要認真面對與反思當前文學地理學所遇到的研究困境, 尋求解決之道。有堅實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操作為支撐, 文學地理學的體系化、學科化自然會水到渠成, 從而真正成長為一門充滿活力與發展潛力的獨立學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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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曾大興.文學地理學的學科建設[C]//文學地理學第八屆年會論文集.
  [26] 杜華平.文學地理學學科初步建成的標志性成果——曾大興《文學地理學概論》述評[C]//文學地理學第八屆年會論文集.

  注釋

  1 劉師培在《南北學派不同論·南北諸子學不同論》中曰:“學術互異, 悉由民習之不同”, 章太炎先生在《原學》中論述“儀刑他國”與“能自恢彍”之關系, 倡立地理學與文學、哲學結合的研究方法, 對今天的文學地理學研究有著重要的學科價值和理論啟示的意義。 (鐘仕倫《概念、學科與方法:文學地理學略論》, 《文學評論》, 2014年第4期, 第28-35頁)
  2 文學地理學在我國既是一門新學科, 又是一個悠久的寫作和學術研究熱點。之所謂新, 是因為近年來學術界一直致力于文學地理學學科的建立。之所謂悠久, 是因為自《詩經》、劉勰等對文學在地理上的差異的關注至今沒有停止。在中國, 文學地理學作為一種科學的學科概念的提出, 不少學者都以1902年梁啟超在《中國地理大勢論》一文中提出的“文學地理”為準。 (鐘仕倫《概念、學科與方法:文學地理學略論》, 《文學評論》, 2014年第4期, 第28-35頁) 20世紀80年代后, 主張把文學地理學作為一個學科來建構, 雖然眾多學者如金克木、袁行霈、陶禮天、梅新林、曾大興、楊義、鄒建軍等的提法和表述各有差異, 但已普遍達成共識。

    侯艷.文學地理學研究的四大困境[J].臨沂大學學報,2019,41(03):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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