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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文學理論書寫下的“問題意識”與“雜草論”

時間:2019-06-27 來源:商丘師范學院學報 作者:何玉國 本文字數:8103字

  摘    要: “文學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學”, 是文學理論研究的基本問題。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早期文學理論書寫者堅持了此問題導向, 雖然此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和區分, 但他們卻共同實踐了“文學雜草論”的學術研究路徑, 為今日的文學理論研究提供了借鑒;借此反思早期經驗, “歷時性”的“標準”和“共時性”的“尺度”, 抑或能為此問題的解決提供一個可能性嘗試。

  關鍵詞: “雜草論”; 文學理論; 歷時性; 共時性;

  中國文學研究歷經百年發展, 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但也存有不少迄今依然莫衷一是、爭論不休的問題, 最基本也是最簡單的問題, 那就是“文學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學”這一對問題。

  20世紀末, 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 學界對此問題曾經一度有極高的興致, 出版了諸如《文學理論基本問題》 (陶東風2004) 、《文學理論基礎導引》 (余虹2004) 、《文學本體論引論》 (蘇宏斌2006) 、《文學理論本體研究》 (金永兵2007) 、《文學理論基礎》 (南帆2008) 、《中國當代文學理論1978-2008》 (董學文、金永兵2008) 、《文學本體論新論》 (張瑜2010) 等“問題意識”突出、“理論意識”濃厚、“哲理思辨”縝密的研究著作, 達十余種1, 這其中對于“文學理論基本問題”, 或者潛藏于“基本問題”背后的有關于“文學本質論”的研究和闡釋, 也呈現出多元化的內容和方向, 但駁斥、回避甚至于否定“文學理論基本問題”或者“文學本質論”的價值或意義的聲音也一直存在著, 且迄今并未偃旗息鼓。

  回到問題和學科的原初, 從學科邏輯發展的角度, 按照“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原則, 我們會發現:“文學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學”這一對問題實乃文學研究的最根本問題, 早期文學理論 (概論) 的開創者們, 大多數都選擇以此問題作為文學理論 (概論) 書寫的開始, 雖然囿于能力或時代認識的局限等原因, 他們都未能解決兩者之間的異同及其區別, 但他們提供的另外一個研究思路——“雜草論”的邏輯思路, 卻為我們今天繼續研究這一“對問題”的學理路徑, 提供了有益借鑒。

  一、“什么是文學”VS“文學是什么”

  什么是文學?文學是什么?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2。但這兩個問題的核心在于“文學”一詞。僅就一個“詞”而言, 我們一般說一個 “詞”得有外延 (denotation) 和內涵 (connotation) 組成, 外延是這個“詞”所指的事物, 或者所指事物的集合, 而內涵是指“什么”, 是指從這個“詞”所指的事物, 或者所指的集合事物中推導出來的這些事物的品質、屬性、分類, 或所隱含的東西[1]251。

早期文學理論書寫下的“問題意識”與“雜草論”

  按此邏輯, 那么“什么是文學”就是“文學”這個“詞”的內涵, 而“文學是什么”則就是指稱“文學”這個“詞”的外延。因此, “什么是文學”側重于回答“是什么”的問題, 而“文學是什么”實際上是要回答“包括哪些”“怎么樣”“為什么”的問題。這是其一。

  其二, 一般說來, 一個學科應該有專門或者相對固定的研究對象, 這對于深信極端的所謂“后現代主義者”來說, 也是一個不正確或不科學的說法, 但大多數人是承認它——一個學科應該有專門或者相對固定的研究對象——的真理性的。

  基于以上兩方面的分析, 我們可以作出如下直觀示意圖 (圖A與圖B) :


  圖A, 可以用來說明“什么是文學”。大意而言:在人類所有的研究對象或世間的萬事萬物中間, 我們要找出一類、一堆、一束……東西, ——由于我們還不知道“什么是文學”, 我們無法給予一個合適的“量詞”來形容和說明它, 在此對于未知的東西的形容和說明, 人類才感受到了道家老子所謂的“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而現在我們用“一篇文學作品”來毫無顧慮或自然而然的形容和表達, 其實是犯了“主觀邏輯”的錯誤, 因為我們對于“未知的東西”, 如何知道用“篇”這個字或詞來形容和表達呢?總之, 我們要在用“橢圓”代表的人類所有的研究對象或世間萬事萬物中, 劃分出來或找出來一部分, 我們可以稱它或它們為“文學”?——這里“菱形”只是代表一部分, 而并不意味著我們已經事先知道了有類似于“菱形”東西, 我們可以稱之為“文學”。

  圖B, 可以用來說明“文學是什么”。大意而言:在人類所有的研究對象或世間的萬事萬物中間, 我們已經知道一個類似于“矩形”的東西可以稱之為“文學”, 或者說我們已經“劃分出來或找出來了一部分”東西, 它們可以稱之為“文學”, 而現在我們是要研究, 在以“橢圓”代表的人類所有的研究對象或世間萬事萬物中, 繼續研究它究竟“是什么”?——這里“矩形”代表了我們事先已經知道有類似于“矩形”的東西, 我們可以稱之為“文學”, 而現在我們只是為了確定它的某一部分性質, 比如它的邊長、面積等。

  也正是因為這樣的理論邏輯或數理邏輯的必然存在, 使得現代學者主張, 應該將文學理論的“對問題”——“文學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學”——劃分給不同的文學學科的不同專業, 前者給予“文學理論”研究, 后者歸屬“文學史”研究, 并認為以往的文學研究 (偏于理論) 和文學史研究 (偏于史料) 都“多少采用了一些本該主要由對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使得文學研究缺乏足夠的理論創新, 而文學史研究又多了一些主觀的成見”, 因此, 我們應該“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適當做一些分理”, “鼓勵文學研究者大膽進行理論創新”, 而文學史研究者應該多作一些“認真的考證”[2]。作者對“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分理”是否“適當”權且不表, 但至少說明了“文學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學”這一有關文學研究的“對問題”, 理所應當是分屬兩種不同的邏輯范型。

  所以, 在講究理論邏輯性的西方文學研究史上, 對于“文學”的研究, 一直是圍繞著“什么是文學”來展開的, 采用的是“共相”或“本質主義”的研究范式[1]252, 而在中國文學研究史上, 對于“文學”的研究, 雖然也具有強烈的學科意識和問題意識, 也試圖回答“什么是文學”這一“共相”問題, 但由于直接、正面的回答“文學是什么”這一問題, 也必然會遭遇“文學共性”或“文學本質”的質詢和難題, 中國文學研究者都集體無意識般地便宜行事, 將其轉化成了“文學不是什么”的“否定性回答”。如果我們將研究的視野放置于早期文學理論 (概論) 的開創者們那里, 這一點就顯現得日益明顯和突出。

  二、早期文學理論書寫下的“問題意識”與“雜草論”

  1.早期文學理論書寫下的“問題意識”概觀

  最早開始對“文學理論” (概論) 或有關于“文學”的“理論”作專門研究的, 應該屬于身為桐城派嫡傳的姚永樸的《文學研究法》, 該書最早刊布于1914年京華印書局, 該書第一卷, 包括“起源、根本、范圍、綱領、門類、功效”等內容。其中在“范圍”一節中, 作者對“文學家”和“其他從業者”進行了區分, 認為文學家“一異于性理家;二異于考據家;三異于政治家;四異于小說家”。“前三者可以看成是從以往的桐城派立場向后退縮, 因為桐城派歷主‘義理考據詞章’并重, 而姚永樸則將‘義理考據’劃出去作為專門學科, 文學家只談詞章, 這大概是現代學科意識在書中最明顯的體現”[3]14。進而姚氏從中國古籍中追溯文學的含義, 為“文學”作了一個“劃分 (區分) ”:認為有廣義文學和狹義文學的區別, 前者指“先儒謂凡言語、威儀、事業之著于外者皆是”, 后者指“集部遂專為歷代文章之總匯”[4]15-16, 但他沒有“關于文學本質的理解和規定”, “學科的劃分使他對于現代知識體系中的文學有了一些模糊的認識, 但也僅此而已”。

  不過, 這種“劃分”也具有重要意義。從邏輯置換的角度而言, 如果“文學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學”的問題難以回答, 或莫衷一是的話, 我們完全可以回答“文學不是什么”和“什么不是文學”的問題, 比如“文學不是燒餅”“石頭不是文學”等, 進而邏輯認為除去“不是什么的”和“什么不是的”, 就剩下了“是什么”和“什么是”的答案。不過這僅僅只是一種邏輯置換上的便宜操作, 兩者之間實際上相差萬里。但早期的文學理論書寫和開創者們, 卻沿襲了這一便宜操作。

  姚永樸之后, 劉永濟于1922年寫就《文學概論》一書, 全書共分六章, 首章是“何謂文學” (即“文學是什么”) , 次章是“文學之分類”。但實際上作者也并未回答或者給“文學”下一個定義或概念, 相反卻在“什么不是文學”或者“文學與X” (諸如哲學、倫理、藝術……) 的異同和區別上下足了功夫[5]69。而這種“文學與X” (諸如哲學、倫理、藝術……) 的異同和區別的研究, 誠然可以“幫助人們抓住諸種文學理論試圖闡述的核心論題。它們還可以幫助人們對各種文學理論和各種批評實踐進行比較”[6]14, 但其只不過是我們“攻城略地”的策略罷了, 至于能不能“攻下其城”“略奪了地”實在大為可疑。但其“方法論意義”和“學術示范價值”卻影響深遠。

  出版于1925年的被學界稱為“我國現代最早的一部文學理論教科書”[7]的馬宗霍先生的《文學概論》也是如此。第一篇“緒論”第一章“文學之界說”, 洋洋灑灑, 下筆千言, 分“文之廣義”“文之狹義”“文之本義”“文之范圍”“西之論文”五大節的內容, 但實際上也等于是對“文學”進行了“劃分 (區分) ”:先將文學分為“廣義之文”“狹義之文”, 認為“凡宇宙之間, 萬物有條理而弗紊者莫非文”, 此乃“廣義之文”;而“命其形質而為言者, 狀其華美而為言者”, 即“狹義之文”;而“文之本義”, 即“文者, 包羅一切著于竹帛者而為言”[8]1-4。

  潘梓年的《文學概論》 (1925) , 雖然已有了具有現代意義的“文學定義”:“‘文學是用文字的形式, 表現生命中的純感情, 使人生得到一種常常平衡的跳躍’。我們還可以補足一句, 說‘文學的內容要充實, 真確, 自然;文學的形式要精密、熨貼、自在’。總之, 文學以愈接近于音樂的境界——即內容與形式愈能吻合、合一, 為極致。”[9]12此定義突出“情感”, 注重“形式”, 確實透露出了現代的消息, 但從作者的表述來看, 其定義似乎并非自出機杼, 相反對于“文學要素”諸如內容上的“充實、真確、自然”和形式上的“精密、熨帖、自在”倒顯得如數家珍。但總體其偏重依然在“文學”進行了“分類、劃分、區分”工作, 以及“文學與X” (諸如哲學、倫理、藝術……) 的異同比較方面。

  在20世紀20年代比較著名的文學理論 (概論) 還有沈天葆的《文學概論》 (1926) (梁溪圖書館出版) 、顧鳳城的《新興文學概論》 (1930) (上海光華書局印行) 、馬仲殊的《文學概論》 (1930) (上海現代書局) 等。

  “探討和追問什么是文學, 給文學下定義, 是當時文學概論著作首先必做的功課”[10]102, 通過上面的舉例分析, 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一點, 但囿于社會時代、個人知識結構等諸多問題的限制, 早期文學理論 (概論) 書寫者們都比較一致性地選擇了“文學不是什么”和“什么不是文學”的邏輯思路和對“文學”進行了“分類、劃分、區分”工作, 以及“文學與X” (諸如哲學、倫理、藝術……) 的異同比較方面的具體操作。“文學研究方法的更替, 是以‘純文學觀念’的自覺意識為前提的。‘什么是文學’的看法, 古今中外的種種說法, 在20世紀20年代碰撞到一起, 逐漸蛻變為以用語言、情感和想象為主要元素的純文學觀念, 人們對文學的本質及其規律有了較為深入的認識”[10]104。20世紀30年代以后, “什么是文學”的問題, 已經不再引起時人的關注, 他們僅僅是專注于狹義的文學, 也即“訴之于情緒而能起美感的作品”, 亦即所謂的“純文學”[11]6。

  2.早期文學理論書寫下的“對問題”研究思路與“雜草論”

  重新反思早期文學理論 (概論) 書寫下的“對問題”研究思路, 我們不難發現:早期的研究者們, 雖然將“問題意識”聚焦于“什么是文學”和“文學是什么”的文學理論基本“對問題”, 但卻集體無意識般地滑向了對“文學不是什么”和“什么不是文學”的邏輯思考, 對“文學”進行了“分類、劃分、區分”工作, 以及“文學與X” (諸如哲學、倫理、藝術……) 的異同比較方面的具體書寫操作。

  “什么是文學”的問題, 被“是什么讓我們 (或者其他社會) 把一些東西界定為文學的?”這個問題取而代之。盡管在別的范疇里這樣的做法也是有的, 指出的不是具體的特性, 而只說明不同的社會群體對它不斷變化的標準。舉“什么是雜草?”這個問題為例, 有沒有什么要素能夠表明“雜草狀態”呢?也就是雜草所共有的那些特征, 那些讓“我們知道是什么”可以把雜草和非雜草區別開的東西。……文學也許就像雜草一樣。[12]23

  這就是西方有名的“文學雜草論”。對比中國早期文學理論 (概論) 的書寫者和開創者們, 他們也是如此, 試圖在“代表人類所有的研究對象或世間萬事萬物”中摒除掉“不是/非”“文學”的“雜草”, 進而推出屬于“什么是文學”和“文學是什么”的研究對象。這是20世紀20至30年代一大批文學理論 (概論) 研究者的“集體無意識”。

  無獨有偶, 同一時期的“文學史”的書寫者, 也延續了這一思路:

  1918年, 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第一編“緒論”第一章“文學之定義”, 列舉《論語》《易經》《文心雕龍》等對于“文”的定義, 和西方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黑格爾等對于“文學”的定義加以說明, 并得出兩個有關文學的定義:一個“中國的”定義——“文學之所以重者, 在于善道人之志, 通人之情, 可以觀, 可以興, 可以群, 可以怨,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雖天地萬物禮樂刑政, 無不寓于其中, 而終以屬辭比事為體, 聲律美之在外者也, 道德美之在內者也, 內外之美, 斯其至乎!”[13]3;一個“外國的”定義——“文學之別有二, 一屬于知, 一屬于情。屬于知者其職在教, 屬于情者其職在感”, 所以在西方“文學有二義焉: (甲) 兼包字義, 統文書之屬……凡可寫錄, 號稱書籍, 皆此類也, 是謂廣義。但有成書, 靡不為文學矣。 (乙) 專為述作之殊名, 惟宗主情感, 以娛志為歸者, 乃足以當之……此于文學, 謂之狹義。如詩歌、歷史、傳記、小說、評論等是也”[13]4。但謝無量對“文學”并沒有自我定義, 其重心也放在了后續章節對于“文學”進行“分類、劃分、區分”工作上。

  同樣, 1923年凌獨見《新著國語文學史》第一編“通論”第一章“文學的定義”, 1924年胡懷琛《中國文學史略》第一章“緒論”第一節“文學之界說與分類”, 1925年譚正壁《中國文學史大綱》第一章“緒論”之“論文學”, 1927年陳鐘凡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一章“文學之義界”包括“文之本義及歧義”“歷代文學之義界”“近世文學之義界”等, 幾乎同一時期的諸多的文學史家也存在著同樣的“便宜操作”模式。

  三、早期“經驗”省思和“對問題”研究可能性路徑

  重新反思早期文學理論 (概論) 書寫者的研究經驗和教訓, 由于時代的變遷和人類知識結構的大幅度提升, 我們會發現繼續沿襲“雜草論”的研究范式, 是永遠得不到“什么是文學”和“文學是什么”的答案的, 正如喬納森·卡勒所言:

  所有幫助在花園里鋤過草的人, 都知道區分雜草和非雜草有多么困難, 而且也想知道有沒有什么訣竅。會有什么訣竅呢?你怎樣識別一棵雜草呢?嗨, 其實這訣竅就是沒有訣竅。雜草就是花園的主人不希望長在自己園里的植物。假如你對雜草感到好奇, 力圖找到‘雜草的狀態’的本質, 于是就去探討它們的植物特征, 去尋找形式上或實際上明顯的、使植物成為雜草的特點, 那你可就白費力氣了。[12]23

  當然, 我們也可能遭遇“理想中的現實”:理想中認為摒除了所有的 “不是/非”“文學”的“雜草”, 剩余的便是“文學”的“良苗”, 但現實是我們永遠也無法摒除所有的“不是/非”。

  所以, 早期文學理論 (概論) 書寫者的研究“范式”可能是不足取的。但在20世紀20至30年代的學人們, 卻從未駁斥和否定“什么是文學”和“文學是什么”作為“文學理論基本問題”之“真問題”的存在, 雖然也不乏有很多學者因“知難而退”而選擇對此的“回避”, 比如1927年的郁達夫, 在其《文學概說》第三章“文學的定義”中開篇就否定了文學定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天下的事, 比下定義更難得, 恐怕不多;天下的事, 比下定義更愚的, 恐怕也是很少, 尤其是文學兩字的定義”[14]74。但其依然在該章列舉了許多古今中外的文學定義, 并在其他章節按照“文學與X” (諸如哲學、倫理、藝術……) 的方式進行了“異同比較”和“區分、劃分與別類”的書寫研究。

  再如寫于1930年的老舍的《文學概論講義》第一講“引言”中就直接否定了中國傳統文學中的“文學定義”:“在中國文論詩說里便找不出一條明白合理的文學界說”[15]1, 筆鋒一轉, 將重點放在了“文學的特質、文學的起源、文學的風格”等問題上, 其實際上是在回答“文學是什么”的問題。

  寫于1933年的趙景深的《文學概論講話》, 開篇第一講以“文學是變化發展”為由直接否定了“文學定義”的可能性, 然后指出“最方便的辦法, 大約是與‘文學的要素’連在一起講。有了幾種必要的要素或條件, 自然定義也有就有了”[16]3。并化用托爾斯泰的話, 來給“文學定義”:“文學是為了要寫點什么, 因為把作者自己的想象通過用感情, 用藝術方法寫成的文字”[16]8。其結果就是文學的核心五要素:文字、思想、情感、想象和藝術。

  正如老舍所言, 要研究學問, 研究對象是要明確的, 之于文學, “文學是什么”“什么是文學”, “這是文學理論中最困難的兩個問題, 不試著解決這個, 而憑個人的主張來評定詩人與詩藝的等次, 是種很危險的把戲”[15]22。甚至到了后現代的今天,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代表、英國學者特里·伊格爾頓也指出, “假設有文學理論這樣一種東西的話, 那么, 顯而易見, 就存在著它所研究的對象, 即某種稱為文學的東西, 因此, 我們首先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什么是文學”[17]1。那么, 現有學界那些否定“文學基本理論問題”, 甚至于將研究“文學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學”的問題, 都一概否定“學術意義”, 并認為皆帶有“某種虛幻性”和“僵化與滯后”[18]的弊端的學人, 恐怕亟須調整的就是其“學術胸襟”[19]了。

  顯而易見, “什么是文學”和“文學是什么”的問題, 作為文學理論的基本問題, 是不容置疑的, 早期的文學理論 (概論) 書寫者和研究者們, 基于對“文學”作為“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的認識困境, 偏于或執著于“它不是什么”或者“它像什么”的表達和認識, 而不說“它是什么”, 正如海德格爾所言, “這是由于, 一旦可以說‘它是什么’時, ‘它’就不再是‘在’ (sein) , 而是‘在者’ (seiende) 了。某種不可說‘它是什么’的東西構成了‘它是什么’這種表述成立的基礎。當然, 這并不是說‘在’是世界的基礎。形而上學為知識立基礎, 為世界立根, 而海德格爾的‘在’是追問為什么這種形而上學能夠成立的問題”[20]。

  不過, 這種早期“經驗”的不足, 正如我們今天的文學理論或文學研究者, 在面對“什么是文學”“或文學是什么”這兩個問題時, 一般采用的戰術策略是自動滑向“我們為什么需要文學”或者“文學有什么功用和價值”的回答一樣, 是某一個時代籠罩之下群體學人的“集體無意識”。不過, 即使如此, 我們也無法否定或忘卻“文學理論基本問題”的存在, 或許按照“歷時性”的“標準”和“共時性”的“尺度”3——用“歷時性”的“標準”回答“文學是什么”的問題, 而用“共時性”的“尺度”回答“什么是文學”, 或許可以對“文學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學”問題作出一個嘗試性回答。當然, 或許這一“對問題”人類永遠也無法解決, 正如康德所言“人類理性在其知識的某一門類中有如下的特殊的命運:它為種種問題所煩擾, 卻無法擺脫這些問題, 因為它們是由理性自身的本性向它提出的, 但它也無法回答它們, 因為它們超越了人類理性的一切能力”[21]3, 但我們永遠無法做到“掩耳盜鈴”, 徹底否定其存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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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這里尚且不包括并非專門討論此問題的著作, 比如童慶炳的《文學理論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李龍的《“文學性”問題研究:以語言學轉向為參照》 (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邢建昌的《理論是什么?——文學理論反思研究》 (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等, 但對于該問題也有涉及。
  2如果用英語來表示, 前一個問題可以表達為:What is literature?What is that is called literature?后一個問題可以表達為:What is consisted literature?What is consist of literature?What is made up (of) literature?以上英文句式粗略可以顯示出兩個問題的簡單區別, 但這里面都有一個“文學”, 可能會造成我們無法很好地區分和理解。
  3 這是本人正在撰寫的另一篇論文《“歷時性”的“標準”和“共時性”的“尺度”——對文學理論基本問題的嘗試性回答》。

    何玉國.“雜草論”與早期文學理論書寫[J].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19,35(07):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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